革命年代读后感
《革命年代》一书内容涵盖二十年代政治转型、三十年代之革命话语，直至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社会、政治改造，而著者总题为“革命年代”，可见高华所论之“革命”终于1976年———这是一场最漫长的革命，其进程有如法国大革命，戛然止于一场“热月政变”。
读完此书后，让我记忆犹新的片段有：第一时期：1840-1860年，面临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中国试图在不变动原有制度的基础上运用传统政治、军事、经济资源进行全面抵抗，但反而遭受到更大的耻辱与失败。在大约20年的时间内，中国历经西方列强强加的两次鸦片战争，丧失了大片国土，被迫开放通商口岸，向列强提供片面最惠国待遇，在民族危机不断加剧的险恶形势下，清廷统治者不思变革，终于爆发了长达14年的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彻底暴露了中国传统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弊端及清廷统治者的麻木与愚昧。
第二时期：1860年左右至19世纪末，随着西方军事、经济、文化和政治力量在中国的急剧增长，中国传统社会发生了裂变，出现了试图在保存中国传统内核前提下的变革运动。这个时期的变革主体是受西方侵略刺激而图谋改弦更张的清廷开明人士和与西方有联系的部分士大夫与新兴商人。但由于清廷最高统治者抗拒进行制度性的重大创新，严重影响了中国转变的规模和速度，在强大的西方压力下，不仅未能恢复中国昔日的国威，走上富强之道，反而进一步走向衰落。
严格地说，中国的变革始于19世纪60年代。在西方的刺激和压力下，清廷开始寻求变革，首先是在1860年创立处理外交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继之，由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崛起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指导下进行了旨在寻求富强的洋务运动，开办了一批现代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这是中国工业化的最早基地。稍后，一批与官府有密切联系的士绅转而兴办有官府背景的民用企业，中国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早期民族资本家和从农民转化而来的近代工人。这样，中国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化。饶有趣味的是，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中崛起的湘、淮军势力是最早与西方接触并表示愿意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的社会力量，而中央政权则受到观念、利益等的限制，对变革表现出很大的消极性，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逐渐丧失对国内的控制能力，导致地方势力的急剧膨胀，这些地方势力，在很大程度上又的确是湘、淮军势力的延续。这个时期的变革的中心内容是引进西方的军、民用工业技术，即所谓“器物层次”上的变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体现着调整但不动摇传统这种指导性的变革思想，即被迫承认中国传统不能解决器物层次的进步，尽管它仍是“中国中心论”的一种变种。由于中国传统势力的极其强大，企图变革的、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士大夫阶层试图在“托古改制”的旗号下，悄悄进行一场融汇中国传统与近代西方思想的制度变革，企图从器物层次的变革向制度层次的变革迈出一步。
粗度此书后，让我体会到了高华作为历史学家的技艺。他更强调历史进程中的“多重面相”和“偶然性”。并主张中立、客观化的“灰色的历史观”和“新实证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这种态度无疑更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当代革命史。
读《革命年代》有感
———尊重真实的历史
读了高华的《革命年代》，对我们的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忽然有了一种别样的感觉。历史，有人认为它厚重，记录了一个乃至几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也有人认为它趣味十足，可以当做故事把玩。而我则对历史报以敬仰的态度，就像唐太宗李世民说的一样，历史是一面镜子，不过与普通的镜子不一样的是，我们既可以通过它看见过去的方方面面，也可以对照现在的点点滴滴。因此，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敬仰它，尊重它。
《革命年代》的作者高华老师，生在历史氛围厚重的城市南京，从小在革命年代的风雨里激荡。“文革”“反派”“黑五类”等政治的历史名词，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高华老师，自幼喜爱读书，尤其是历史文学方面的图书。他在“文革”期间做过工人，后来考入南京大学，学习历史，因此他对历史既有现实的认识，也有专业的认识。所以他的作品是值得好好读一读的。
“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最初由学生发动，后来工人成为主力军。在这次运动中，中华民族的工人阶级第一次登上了历史舞台。从此中国的革命的性质开始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面貌也开始新鲜起来，虽然革命的道路依然很长，但是革命的前景却比以前更加明朗。
“五四”时期，也是思想的大变革时期。青年学子们开始高举“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大旗，向西方学习科学文化，同时也学习道德思想。但是却有相当一部分人在激进主义的催促下，全面否定我们的民族文化，不论良莠，一律批判。这就导致了一部分人的民族文化的缺失，民族自豪的缺乏，进而导致民族精神的丢失和民族传统道德的缺少。这样来说，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五四时期的激进主义的负面影响。然而借古看今，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国之间的政治、文化交流也日愈强烈。尤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他们的文化充斥了我们身边的角角落落，更有甚者少年儿童对我们本民族的文化知之甚少，却对西方的文化异常熟悉。这就不得不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了。缺失民族文化的民族是很难在世界民族之林站稳脚跟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必须以五四激进主义为鉴，在引入西方文化的同时，必须加强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必须采取措施让优秀的民族文化成为人们主动去吸取的精神食粮，只有这样，我们的精神世界才不会空虚，我们的才能拥有健全的心智。
革命，是破旧立新，是向前发展之意。革命时代，是历史演化，是文明进步的时代。它就像一台冲锋舟，是在历史的长河中飞速向前进，无人能挡。他充满力量，也充满了希望。在革命年代，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国民党创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宣扬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本初是好的，但是在北伐革命的过程中，国民党内部的一些野心家发动反革命政变，残杀共产党人，也残害无辜民众，这就与他们的“三民主义”背道而驰了。从清朝灭亡到北伐运动，历史一次次的验证了，只有以民族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为老百姓做事，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相反如果搞独裁反动统治，则势必被历史的巨浪所拍倒。而国民党的种种作为则显然表示他们没有认清这一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党越来越腐败，虽然依然掌控着全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大权，但是他的民心渐渐丧失殆尽。一直到南京国民政府被人民解放军所占领，国民党也就结束了他在中国的统治，这是历史的大势之趋。分析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一是资产阶级自身的局限性，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家随时面临被侵略的危险，人民不可能会信任一个只考虑自身利益的政治集团。二是国民党搬用西方国家的表面的民主政治体制，而实际上仍是独裁和封建，对广大的人民依然是压迫。尽管换了不同的形式，但对人民的压迫依然没有减少，这就导致最终民心的丧失。通过如此，也恰恰说明了资本主义在中国走不通。
高华老师在著作中还突出强调了“长征”。其实，长征是一种文化，更是当时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代名词，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对长征保持着高度的追忆和崇敬之情，而长征精神也已经成为我们的民族精神中甚为重要的一部分了。长征不是只有在中国出现过，很多国家其实都有过，但惟独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长征胜利了。这在国际上是一种威望的代表，也是代表中国革命年代的一个重要代表。
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不仅粉碎了敌人的“消灭红军”计划，而且也为人民军队锻炼出一批中坚力量。经过长征洗礼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能够更加英勇，更加顽强。
长征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召开过知名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被史学界称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命运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次会议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确定了毛泽东军事理论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也基本确定了从此以后的党内的领导人。因此，这次会议让中国共产党逐步走向成熟，也进一步地走向强大。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比较准确的把握当时中国的国情，认清当时的革命斗争形势。所以说，“遵义会议挽救了红军，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是一点也不为过的。而包括遵义会议在内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所代表的艰苦奋斗，永不言败的民族精神则是更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中国的历史上，曾出现过一场“有名的”的“大跃进”运动。总的说来就是党和人民希望迅速的实现生产的现代化，发动了一场“生产的革命”。“浮夸风、共产风、高指标、瞎指挥”是这一运动的代名词。这一运动有深刻的历史原因，有独特的时代背景。
在成立新中国不久，党和人民借着胜利的喜悦，本着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发挥人民首创精神的思想要大干一场，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赶美超英”不仅是对共产主义道路的信心和肯定，也是对资本主义的蔑视。但是由于党没有把握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而盲目地在全国上下搭起缸炉，大炼钢铁。这一违背经济规律的做法只能以失败来告终。不仅浪费了资源，也耽误了农村的农业生产，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停滞不前。
“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这一历史时期犯下的历史错误。在当代，我们则要以批判的，全面的，一分为二的眼光来看待它，来评判他，来借鉴它。在经济飞速发展，经济全球化，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不断发生的今天，经济形势瞬息万变，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也日趋复杂。我们必须以冷静的态度来分析经济形势，把握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结合历史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的客观情况，保持充足的民族和国家自信，为实现国家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而不懈努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充分地以史为鉴，立足当下，才能真正的在实现幸福生活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历史的车轮一刻不停地在向前滚动，我们的今天也终将成为后人阅读的历史。其实，革命无时无刻不在发生，我们也必定处在历史革命的时代。只有认真阅读历史，尊重真实的历史，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革命年代，也才能适应新的革命年代。
读《革命年代》有感
——浅谈近代历史
“革命年代，意味着大震动、大改组、大破坏，也意味着风卷残云、摧枯拉朽，期间有血泪、痛苦、死亡，也有激情和理想。”——这是作者写于本书开头的一句话。这句话很恰当的概述了当时社会的状况和国人的抗争。我本人是一名非史学类专业的大学生，不能像史学类专业的同学那样有更好的机会和精力去探索，进而更深入的了解整个近现代史。我所认识的近现代史大多来源于中学和大学的课本。这些客观条件造成我对历史只有非常片面的、粗浅的认识，读完高华先生的这本书后获益匪浅。
1840年英国用大炮轰开清政府的国门后，社会就开始了被迫并且缓慢的转型，这期间的经验教训书中都有很好的叙述。从那时起无数仁人志士不断奔走探寻救亡图存的道路，他们有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革命事业。这期间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试图挽救国家的危亡。有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及戊戌变法等等。但这些都没能挽救内忧外患的国家。1991年10月10日爆发的辛亥革命，彻底推翻了清王朝岌岌可危的统治，创立了中华民国，这是当时亚洲的第一个效仿美国“三权分立”制度的共和国。这可以算作近代中国社会一次非常重要的转折，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很大程度的进步，人们思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由于确立的是+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使得新兴资产阶级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机会。但这些发展很快受到阻碍，这其中的原因有来自外部的，也有内部社会弊病造成的的。外部是列强并未放松对中国的欺压，为了获得更大利益阻止中国的发展壮大;内部各种原因复杂交错，儒家思想的长期影响，统治阶级的苛捐杂税，土豪劣绅的剥夺，中心城市工人的大量失业，社会矛盾的激化等等。
孙中山先生为中国的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革命成果却被袁世凯窃取，北伐战争后蒋介石又采取独裁统治，完全背离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广大民众依然处在水深火热中。1928年国民党统治中国后，蒋介石试图以三民主义幌子，掩盖他的以军队为依托的独裁统治。建立“特工总部”、“三民主义力行社”和“中华文化协会”等组织。一方面大肆宣扬蒋介石的个人权威，另一方面绑架、暗杀共产党员和其他民主派人士。1928——1937这十年间中古哦现代化虽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国民党统治的不稳定性又延缓了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fanwsk.com
本书作者动用了大量笔墨来论述“太子”孙科。作为孙中山先生唯一的子嗣，受父亲影响很早就才能加了革命。他给我的最深印象就是政治立场多变。这可能与他的性格有关，也可能迫于当时的形势。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孙中山先生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孙科当时也参加了一大，但对联共的政策持反对态度，受到了其父孙中山的严厉批评。孙中山病逝后，“太子”孙科虽然不能再依赖其父亲的声望来扩大自己的势力，但缺少了其父的限制，可以肆无忌惮的反共。当时孙科和国民党的右派结合采取了一系列的反共行动，这些使得孙科在国民党内的声望大涨，并且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委。1927年孙科的政治态度突然发生重大变化，开始拥护国共合作，成了国民党内左派重要的领导人物。随着北伐的胜利，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加紧了投靠帝国主义，左右派开始分化。孙科从小受其父熏陶，思想中带有反帝反封建的的特点，对工人运动一直持积极的态度;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孙科对蒋介石的独裁越来越不满，想要联合一切力量跟蒋斗。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削弱了国民党内文职官员的地位，孙科感到只有联合所有力量才能同蒋介石抗衡。孙科当时政治立场的转变不仅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也和当时的革命形势有重要的关系。当时孙科各处演讲，到处发表文章，猛烈抨击蒋的军事独裁。
孙科再次“右转”是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由于孙科处处维护国民党的领导权，和共产党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蒋的加速叛变革命造成的形势逆转和共产党的一些左倾错误最终把“太子”推向了右倾。孙科又开始各处抨击共产党。1927年国共分裂后，国民党内权利开始了新一轮重组，蒋凭军事力量很快占据权力中心，孙科开始同蒋等人争夺政治权利，创办《再造旬刊》呼吁再造国民党。孙科列举出国民党的种种弊病，指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已经断送了国民党的前途，背离了“国父”的三民主义。直到1928年9月，孙科重返国民党权力中枢后，又开始了与蒋的合作。但这种合作几乎完全是以蒋为主导的，由于孙科不能完全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所以这种合作很脆弱。1931年初，蒋介石扣押胡汉民后，孙科开始反蒋，前往广东参加了反蒋阵营中。孙科此时发表了大量言论，抨蒋搞“党专政”，斥蒋独裁专政导致国家建设无望，责蒋使国民党失去了人民“信仰”。孙科主张“以党治国”，“用分权代替集权”，鼓吹地方自治，主张改善国民党与人民的关系等等。孙科虽反蒋，但在反共和维护国民党统治方面，这两人是相同的，孙科的反蒋行动只可以看做是党内的斗争，在维护国民党统治地位方面两人还是高度一致的。所以当1933年孙科出任立法院院长后，二人又开始了合作。
受民主政治思潮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孙科又提出实施宪政，放弃了以党治国的政治主张。当时抗日救国成了中国最重要的事情，孙科认为党内党外都要团结起来，一同抵抗外辱。孙科寄希望于宪政能使国民党拥有自我调节的能力，改掉一些积累已久的弊病，改善国民党的形象。孙科开始带领起草《五五宪章》，但由于各派别的相互施压妥协，1936年最终公布的《五五宪章》充满了专制色彩，使得孙科在民主追求方面发生了倒退，极大的向蒋妥协，这可以看做国民党内知识分子的软弱。
1932年国民政府恢复了与苏联的邦交，在对苏联的外交方面，孙科一直处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上。在中日矛盾急剧激化时，孙科提出了“联美”“联俄”的外交策略。1935年蒋介石迫于形势开始与苏联接触。孙科为了去的苏联的支持，开始反对内战，主张同共产党合作。抗战初期孙科作为中国政府特使三访莫斯科，争取到了苏联为中国提供的大量军事援助，坚决支持中国抗战。孙科成功争取苏联的军援后，不仅加强了他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同时也提高了他的社会声望。孙科发表了大量亲苏言论，高度评价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援助。随着国共关系的紧张，孙科开始反共“联苏”。到1944年，为了进一步争取苏联的支持，又开始主张有好的和共产党解决关系。在国内问题是又开始公开批蒋，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1945年蒋开始起用亲美的宋子文和蒋经国经办对苏外交，孙科彻底退出了对苏外交舞台。后来孙科与蒋又有合作和对立，知道国民党兵败退居台湾，孙科因失意退隐。晚年又回到了台湾从事一些政治活动。
孙科作为一个具有鲜明民主主义特色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革命中一直运用灵活巧妙的策略手段，迎合了时代的潮流，孙科为中国民主革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孙科的各种政治活动多借助其父孙中山的名声进行的，其本人在国民党内并不属于实权派，所以只能迫于形势和蒋的压力经常转变政治立场来实现他的追求。
高华先生在书中提到了关于红军长征的一些叙述，简要的介绍了《红军长征记》的总编辑徐秋梦。徐秋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作是红色历史学家，但他确是一个悲剧的人物。他在红军长征过雪山时冻坏了双腿，1942年被特务抓捕后却投降了国民党。导致建国后被长期关押。《红军长征记》的编辑思想上未收到条条框框的限制，因而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红军长征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抗战前夕延安发生了一政治争论。毛泽东和洛浦政治结合，反对博古等人的左倾错误，开始带领党和红军走正确的路线，后来毛泽东又和刘少奇政治上相结合，从此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毛泽东在政治上是十分睿智的，对形势有很清醒的认识，对党内的错误有很敏锐的洞察力，善于用政治有段解决问题。他本人的伟大抱负同中国的民主革命深深的结合在了一起。
对于高华先生的这本《革命年代》我只是大概理解了表层的意思，很多深层次的问题还有待我慢慢研究，所以这篇读后感中很多观点可能都不恰当合理，所以不敢苛求别人认同。
于革命年代看中国共产党
——读高华《革命年代》之浅见
高华自幼喜欢读书，又经历了文革，可谓是透过自己的那一双眼睛看历史篇章一页页书写着，正如他的序言所言——行走在历史的河流中。家庭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就对学者受难有一份很深的同情，在南京大学北园“文革楼”的阶梯教室里，他亲眼看到南大地理系主任任美锷教授被批斗，也看到“文革楼”底层橱窗里张贴的匡亚明校长手写的“认罪书”和挂着牌子在校园低头扫地的“反动学术权威”。
他应该是一位具有时代精神的文人，我觉得，作为学者必须要有批判精神，而这种批判精神就类似于一种代表着时代代表着反思并创新的青年意识。年轻人要多读书，多读书可以以史为鉴，更要懂得看现实，以史为鉴终究不能烂在笔杆子和白纸上，舞文弄墨终究只是空谈，以史为鉴必须懂得把书中的黄金屋变成现实中的高楼大厦。其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看国家大事，看家事琐事，无论什么事情，其实都与己息息相关，要把自己作为一滴水，放进河流中，才能随着历史的长河汇入整个世界海洋之中。我个人一直觉得光精通国史是万万不够的，终究是小心眼的泛泛之辈，唯有把自己作为个体，努力与周遭的环境相溶并且伸展开双臂环抱整个世界，把历史，把学问串联起来，你才不仅仅是部分，而真正地参透了历史，拥抱了历史，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界。
在高华的笔下，对中国传统社会经历转型的看法评价中，我能很自然地感受到“矛盾”一词起着不容小觑的作用，一个矛盾着的中国社会，在矛盾中前进，在矛盾中受挫，在矛盾中曲折地发展着。他客观地肯定了1840年以来列强对华侵略的刺激作用，促使中国主动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前现代社会制度构成中最有现代因素的部分就是维系中国社会稳定的支柱——中央集权官僚制，然而也就是它本身的结构性的重大缺陷阻碍了中央集权官僚制向现代政府制度的转换。”同时又对中国传统制度体系中的弊端予以指出，但是我也从中看出了高华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两面性，这种文化制度的弊端正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支柱。
此外，在他对长征叙述转变的描述中，也提及文革对历史叙述的影响，对革命史实的“拨乱反正”一定程度上却是对历史真相的曲解。历史是严肃的事情，其实古往今来都无可避免地经历着这样的情形吧，作为一名史学者，必须要有一份责任心，去正确地解读历史。不能盲从于教条给我们的假象，真相比什么都重要。同样的，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应当在革命中形成自己独有的文化名词。正如高华写到的那样“我们生活在一个红色词语的海洋里，为它激动，受它指引，也因它而困惑和痛苦。词语即叙述，革命的词语或革命的话语就是对于革命的叙述和表达。列宁有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
最后，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小人物，大历史”，醒目的六个字，所谓由小见大，正是如此吧。寻找历史，同样是从细节处入手。做一个有心人是一件幸福的事情，高华在我看来是个有心人。他笔下的感慨来自青年时代，童年时代，来自各个时期，来自不同人群，只有把视野放宽，再把视野专注，才能看到一些纯正而不同于俗世大众云云的东西。
试问，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是什么？三个法宝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毛泽东1939年10月4日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经历了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建设富强中华的道路上依然任重而道远，值此建党90周年之际，忠心希望我党将“革命”谨记于心，不断革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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