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丝袜无罪 (第2/3页)
他也是特别感兴趣。问题出在我曾经向他许诺，新书会以他的名字给男主角命名，不过后来觉得他的名字太俗气便没采用。结果书出来了，他满心欢喜打开书却未找到他的名字，觉得我是在耍他，便跟我翻脸了。他三番五次给我留言，说了很多难听的话，我一气之下就把他放到黑名单里，从此再没联系过。”
“他是本地人吗？”顾菲菲问。
“是，但我没见过他人，只是曾经给他邮寄过签名书，家庭住址、电话什么的我都有。”耿昊说着起身跑到书房里，不大一会儿便举着一张小卡片出来，交到顾菲菲手中。
如果于作国非“3•19”案凶手，那么在他整个供词中最让人难以琢磨的，便是他怎么会知道留在犯罪现场那支口红的。
韩印对此有两个设想：第一，有可能在审讯当时，审讯人对于作国做了不恰当的引导，怀疑审讯录像经过剪辑，韩印特意让艾小美做了鉴定，结果是否定的；如此就只剩下一种可能，来自“3•19”案第二个犯罪现场的隐蔽性证据，系凶案前期于作国在实施入室盗窃时不经意制造出来的。
从方位上看，该犯罪现场距离于作国家不远，属于他实施盗窃犯罪的心理舒适区——虽然于作国在盗窃情节上显示出一定的规划，但韩印觉得总体上他还是更偏向于“无组织能力的犯罪人”，这种类型通常都比较喜欢在熟悉的环境下作案。问题是，警方勘查那起案子的现场，并未发现门锁毁损的痕迹，难道是因为早前被害人发现家中丝袜被偷，不好意思报警，自行换了把锁？可时隔这么多年，被害人家属还能记得有这么回事吗？
被害人刘琳，遇害前丈夫已过世，一子一女其时均已成家，有自己的住处。韩印和杜英雄通过卷宗中留注的电话联系到刘琳的儿子，儿子又联系了妹妹，两人均表示没听母亲提过换锁的事。不过据儿子回忆，他家住2楼，母亲倒是曾跟他念叨过要安防盗窗，他当时觉得住了那么多年都挺安全的，没太当回事。时间大致在他母亲遇害前的一两个月内，具体记不清了。
这么一来，似乎可以假设于作国在命案发生前夕，曾通过窗户潜进过刘琳住处，实施盗窃丝袜行为。刘琳可能有所察觉，但又不能肯定，所以才有了安防盗窗的念头。由此，于作国虽掌握隐蔽性证据，但并非命案凶手，在逻辑上就存在可能性。这对排除于作国的命案嫌疑来说，可谓迈进了一小步，不过接下来恐怕要调整侦查重点，因为于作国身上可挖掘的东西太少了，如果继续以他为中心，案子恐怕就要走进死胡同，还不如干脆在真凶身上多下点功夫，再说有什么能比找到真凶更有说服力呢？
当然，即使这样，也不能完全撇掉于作国这条线，“3•19”系列强奸杀人案总共涉及三起案件，竟然有两起与于作国的盗窃目标是重合的，不能完全排除这两个人在现实中没有别的牵扯，而且以于作国日常在小区里四处流窜的活动特征，他也许真就撞见过凶手。所以韩印打发杜英雄去找于作国的父亲以及他住在精神病院期间的主治医生仔细问问，要尽可能地记下他跟他们说过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兴许于作国曾经在无意间透露过有关真凶的信息。
杜英雄领命离去，韩印独自踏上剖绘真凶之路。他颇为耐心地逐一走过三个案发现场，这也是凶手曾经走过的路，韩印似乎正在追寻着他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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