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章：账本上的围城 (第2/3页)
一个记账软件。散会后，我特意叫住了他。
“陈阳，刚才怎么不说说你的情况？”
陈阳叹了口气，点开手机屏幕给我看：“鹿老师，您看，这是我这半年的收支明细。工资五千三，课时费一千八，补贴两百，这是收入。支出呢，房租两千二，水电三百五，通勤费两百，餐饮一千五，给学生买奖品、打印资料两百，剩下的不到一千块。我女朋友催着结婚，可首付还差三十万，我这点工资，猴年马月才能攒够？”
他略微停顿了一下，眼中流露出深深的矛盾与纠结之情：“咱们这个系啊，有这么位老师，为了达成那该死的课题任务指标，竟然去找自家亲戚开的公司做假账走流水，然后还得自个儿掏出整整两万元去交那个冤枉税呢！只有这样，才能勉强把所需的研究费用给凑齐咯……说实在话，其实吧，我最近也一直在琢磨着一件事儿——要不干脆再接个私下的活儿干？就是那种给那些培训学校编写教学用教材之类的工作啦，可以每个月再多挣那么两千来块钱哟！
但问题在于，如果真要这么做的话，那留给我备课以及搞学术研究这些正经事上面的时间肯定会变得越来越少呀！哎呀妈呀，这可咋办才好呢？简直让人为难死啦！”听到这儿，我的心脏仿佛突然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紧紧揪住一般，疼得厉害。就在这时，我脑海里猛地浮现出上周在学校科技处负责审查那些科研项目申请书的时候所看到的那份令人瞠目结舌的统计报表：咱学校里头的年轻老师们呐，超过百分之六十的人一年到头下来总收入都不足十万元；更夸张的是，将近三分之一的人曾经因为要筹集到足够的课题研究资金而四处拉关系、找人帮忙通融，甚至还有极少数胆子大的家伙居然敢冒险去触碰那个所谓“用钱收买指标”的灰色领域！
"花钱买指标"，这简简单单的五个字，却犹如一把锋利无比的剑，无情地刺穿了我的心脏！那刻骨铭心的痛意，仿佛要将我整个人撕裂开来。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是那个令我终生难忘的违规事件——发生在去年的某个时刻……
当时，我负责处理一桩棘手的案件。涉事人乃是某工科院校的一名年轻教师，名叫孙浩。此人一心想要晋升为副教授，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于是乎，走投无路之下，他竟然选择了一条铤而走险之路：通过中间人牵线搭桥，与一家所谓的科技公司取得联系，并毫不犹豫地掏出自己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整整八万大洋！这笔巨款最终被用作何种用途呢？原来，这家公司以"产学研合作"之名，堂而皇之地向学校账户转入了高达二十万元的巨额资金；与此同时，他们还精心炮制出一份虚假的课题合同以及子虚乌有的研究成果报告。
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随着调查工作的深入展开，真相逐渐浮出水面。最后，孙浩不仅失去了宝贵的晋升机会，更遭到了严厉的通报批评处分。面对如此惨痛的结局，他或许也曾懊悔不已吧？但真正令我难以忘怀的，却是他在那份检讨书中写下的那句振聋发聩之言："其实，我真的并不想这么做啊！可是如今的考核制度实在太过严苛，若不能设法凑足足够的科研经费，恐怕连这份赖以谋生的教职都会离我而去......"
那个夜晚格外宁静，月光如水洒落在窗前，我静静地坐在书桌前，轻轻地翻开那本被岁月尘封已久的旧账本。泛黄的纸页仿佛承载着时光的记忆，上面密密麻麻地记载着一个人从 1983 年开始工作后的每一分收获与付出。
1983 年，那个青涩而充满朝气的年代里，我每月只能领到区区五十多元的薪水，但那时的笑容却是最灿烂、最纯真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工资也在不断攀升——1990 年月薪一百八十七元，2000 年月薪一千二百元，到了 2010 年已经涨到了四千五百元！然而，面对这些逐年递增的数字，他心中并未泛起一丝喜悦或满足之情。
时代如白驹过隙般飞速发展，社会经济日新月异，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按理说，作为一名辛勤耕耘的教师，理应享受到更多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回报才对。但现实却无情地击碎了这个美好的幻想，尽管薪资待遇有所改善，但他们内心深处的幸福感并未随之水涨船高。
我想起自己的老同学王德明，在德国一所公立大学当教授。去年王德明回国探亲，两人聊起薪酬制度。“我们在德国，教师按公务员管理，享受终身聘用制，薪酬由政府统一制定，虽然不算特别高，但稳定，没有那么多考核压力。” 王德明说，“我们的评价体系更看重教学质量和科研的学术价值，而不是经费数额。不像国内，现在很多高校把横向经费和职称、绩效直接挂钩，让老师都钻进钱眼里了。”
我还听说过美国高校的薪酬制度，实行市场自主聘用，名校教授的年薪能达到几十万美元，普通高校的教师收入也不低，但竞争激烈，没有终身保障。两种体制各有优劣，但有一点是相通的，都强调薪酬与教师的核心职责挂钩，而不是让经费数额成为唯一的指挥棒。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我国众多高等院校之中，一种名为"唯经费论"的不良风气正逐渐蔓延开来，并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就拿本人所处的这所学校来说吧，就在过去一年里颁布实施的新职称评定规则当中赫然写明：若想获评副教授一职，则必须成功主持一项横向课题且其所涉经费不得少于一十五万元；而要想更进一步成为一名教授，那么所需承担的横向课题经费则至少得有三十万元之多！如此苛刻的条件限制之下，那些一心扑在教学工作之上以及长期专注于基础性学术研究领域的广大教师们，无疑只能望洋兴叹——他们就这样无情地被阻挡在了职称晋升的大门之外。
此时此刻，我的脑海不禁浮现出那位来自文学院的资深老教授周启明先生的身影。他这一生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可谓是真正做到了传道授业解惑，其门下弟子更是遍布大江南北，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桃李满天下"啊！只可惜由于缺乏足够数量和规模的横向课题作为支撑与保障，直至最终退休之时，周老先生也仅仅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副教授而已。正因如此，相较于同年龄段其他已经升任教授级别的同事而言，他所能领取到的那份微薄退休金自然也就显得相形见绌了许多……
“鹿老师，您看看这份薪酬分配方案，是我们人事处草拟的。” 张敏的电话打断了我的思绪，“按照学校的要求，要优化绩效工资结构，增强激励功能，您是老资格，给提提意见。”
挂了电话，我打开邮箱里的附件。方案里写着：“绩效工资与横向课题经费挂钩比例提高至 40%，教学质量占比 30%，人才培养占比 20%，其他占比 10%。” 我皱起了眉头，这样的分配方式，还是没能跳出 “唯经费” 的怪圈。
我想起座谈会上林晓雨说的话：“我们当老师的，初衷是教书育人，可现在每天想的都是怎么拉课题、凑经费，哪还有心思琢磨教学？” 这句话像一记重锤，敲在我的心上。我突然意识到，高校的薪酬制度，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更是教育理念的问题。如果连收入分配都偏离了教育的本质，那么培养人才、科技创新这些核心使命，又该如何实现？
第二天一早，我拿着自己整理的笔记和旧账本，敲开了校长办公室的门。“校长，我想谈谈青年教师的薪酬问题。” 我把笔记放在桌上，指着其中一页，“这是昨天座谈会上老师们反映的真实情况，入职五年的教师年收入十三万，课时费每节四十块，横向课题完不成扣绩效。我们的老师，现在不是在搞教育，而是在为经费奔波。”
校长叹了口气，揉了揉太阳穴：“鹿鸣老师，我知道这个问题。可现在高校竞争激烈，没有科研经费，学校的排名上不去，资源争取不到，我们也是两难。”
“但排名和经费，不能以牺牲教育本质为代价啊！” 我的声音有些激动，“我在高校待了四十余年，亲眼看着一批批青年教师成长起来。我们当年之所以愿意扎根高校，是因为这里有学术自由，有教书育人的成就感。可现在的年轻人，被房贷、车贷、课题经费压得喘不过气，他们怎么能静下心来做学问、教学生？”
我轻轻地翻开那本已经泛黄的旧账本，小心翼翼地用手抚摸着上面早已褪色的字迹，然后将它停留在 1985 年的那一页，并伸出右手食指指向其中一行数字——"八十元"。
我抬起头来看着校长说道：“您看看这里，想当年我的月工资才只有区区八十块钱啊！但那个时候的我可以毫无保留、全心全意地去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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