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2章 景教广传播 (第2/3页)
理与唐朝既存权威的关系。在有限的接触场合，他反复申明景教“劝人忠君爱国，恪守本分，不行邪恶”，宣称其教义“不违王化，不悖人伦”，甚至表示尊重中国·的皇帝为“天命所归”，愿意为皇帝和皇室的安康祈祷。这种低姿态，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朝廷，尤其是儒家士大夫阶层对其“不敬祖宗”、“唯尊一神”可能威胁礼法秩序的疑虑。
永昌八年秋，经过数月的准备、沟通与观察，约翰主教认为时机趋于成熟，遂通过鸿胪寺正式上书，恳请天后陛下恩准景教“于两京及通都大邑，建立寺院，翻译真经，教化信众，以彰陛下怀柔远人之德，亦显中夏兼容并包之量”。奏表中，他极力淡化其宗教的排他性，强调其道德教化功能，并再次承诺遵守大唐律令，绝不干预政事民俗。
这份奏表，如同一块试金石，投入了朝堂的静水之中，引发了新一轮的、更加深入的思想碰撞。
朝议之上，意见纷纭。
支持者（主要是鸿胪寺官员及部分对“远西”事物持开放态度的官员）认为：我大唐国力鼎盛，文化昌明，正应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度。昔年佛教东来，亦经历代高僧译经弘法，方成今日之盛。景教自远西来，其教义既劝人向善，其僧侣亦通晓技艺，允其建寺译经，限制在蕃坊胡商及自愿信奉者中传播，正可彰显天朝上国“声教讫于四海”的恢宏气魄，亦是怀柔远人之策。况且，其声称通晓天文历算、医药之术，或可补我之不足。
反对者（以国子监祭酒、部分儒家正统官员及一些佛道高僧为代表）则忧心忡忡：儒家敬天法祖，佛道各有根源，皆已深植人心。此“景教”源自绝域，所奉“天尊”与我华夏昊天上帝、道教元始天尊是否一物，尚未可知。其教义“独尊一神”，不拜祖先，不祀鬼神，恐败坏风俗，淆乱人心。且夷狄之教，言语侏离，礼仪怪诞，若任其流传，恐“以夷变夏”，动摇国之根本。昔孔子作《春秋》，严华夷之辨，岂可轻易允许夷教流行？至于其所谓技艺，奇技淫巧而已，何足道哉！
李瑾的态度则更为务实和具有选择性。他在私下与武则天奏对时言道：“母后，儿臣细阅其部分译经文稿及所呈西学概要，其教义内核，无非劝善戒恶，忠于君王，于教化百姓，或有些许裨益，只要严加管束，不使其干预我朝政事、诋毁圣教，似无大碍。然其价值，更在其所携之学问。其天文历算之法，或有可参详处；其医药外科之术，尤可关注。前日有司天台官员观其演示星盘，确与中土之法微有不同，可资校验历法。儿臣以为，可准其有限传播，但需以译经、献学为先。可令其在指定寺院翻译经文，但所有译文，需经鸿胪寺、秘书省派员审阅，无违碍者方可刊行。其所通晓之天文、医药、算学等知识，可命有司遴选聪颖子弟，从其学习，录其精要，以广见闻，取长补短。”
他提出了一个关键原则：将“教”与“学”进行一定程度的剥离。 对宗教信仰，在控制的前提下允许有限存在；对附带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则积极学习吸收。
武则天高踞御座，静听各方争论。她对于神佛之事，内心并无太多笃信，更看重实际效用与政治影响。她欣赏李瑾务实的态度，也清楚知道完全禁绝一个由正式使团引入、且姿态恭顺的宗教，既无必要，也可能损害“天朝上国”包容四海的形象。但她也深知思想领域兹事体大，不可放任自流。
深思熟虑后，武则天最终做出了裁决。她以一贯的清晰、果断的语气下诏：
“朕绍承天命，抚有四海，怀柔远人，德泽遐被。法兰克国使远来，其僧约翰等，慕化请译真经，宣播善道，其志可嘉。准于两京（长安、洛阳）及扬州、广州等通商大埠，各置‘波斯寺’（沿用旧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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