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春雷（1941-1943） (第2/3页)
这世道，真他娘的操蛋。
三月，日本人又来了。
这次不是扫荡，是征粮。说是“皇军征粮，天经地义”。店子上刚收的春粮，要征走一半。
乡亲们不干，拦着粮车。日本人开枪，打死了两个人。
泽喜带着保乡队赶去时，日本人已经装好粮车，准备走了。他站在路中间，拦着。
“太君，”他脸上带笑，可手按在腰里的枪上，“这粮食，是乡亲们的命。您征走了，这个春天，得饿死人。”
带队的日本军官，是个少尉，会说中国话：“八嘎！皇军征粮，是大东亚共荣的需要！你的，让开！”
“太君，行行好，少征点……”
“让开！”
日本兵端起枪。保乡队的人也端起枪。眼看要流血，泽喜咬了咬牙，挥手。
“让开。”
保乡队让开一条路。日本人的粮车，大摇大摆地走了。
乡亲们看着泽喜，眼神里有怨，有恨。那眼神，像刀子，剜在泽喜心上。
“四哥，”陈小狗声音发颤，“咱们……”
“回去。”泽喜转身，走了。
步子很沉，像灌了铅。
夜里，泽喜一个人坐在院里，看着天。
天上有星星，一颗一颗，亮得晃眼。像那些死在日本人手里的乡亲的眼睛，看着他，问他：为什么？为什么不打？为什么让日本人把粮食抢走？
他没法回答。因为他打不过。三十几个人，二十八条枪，怎么跟日本人打？打，是送死。不打，是等死。
横竖都是死。
“四叔。”
泽喜回头，是长安。他从县城回来了，背着个布袋子。
“长安？你怎么回来了？”
“我听说日本人来征粮，打死人了，就回来了。”长安把布袋子放下，“四叔，这是我挣的钱，买了点粮食，您分给乡亲们。”
泽喜看着那个布袋子，鼓鼓囊囊的，装的应该是苞米，或者红薯。
“长安，”他说，“你在保安团，干得怎么样？”
“还行。刘团长让我当了个班长，管二十个人。”长安说，“就是……就是他们老让我干坏事。”
“什么坏事？”
“去老百姓家里收税，抓壮丁，还……还打人。”长安低下头，“我不干，刘团长就骂我，说我不识抬举。可我……我下不去手。那些老百姓，跟咱们一样，都是种地的，都是老实人。”
泽喜看着他，看了很久。这个侄子，憨，可心善。心善的人，在乱世里，是活不长的。
“长安，”他说，“你回来吧，别在保安团干了。”
“可家里……”
“家里有我。”泽喜说，“我王泽喜，就是去偷，去抢，也要让家里人，让乡亲们，吃上饭。”
“四叔……”
“回来。”泽喜很坚决，“明天就去辞了。”
“是。”
第二天，长安去保安团辞工。
刘德贵听说他要走，笑了：“王长安，你当我这儿是客栈？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刘团长，我家里有事……”
“什么事？说来听听。”
“我……我爹病了，要人照顾。”
“你爹病了？”刘德贵笑得更冷了，“我怎么听说，你爹死了好几年了？”
长安语塞。他憨，不会说谎。
“行了，”刘德贵摆摆手，“你要走，可以。但得把这两个月的工钱，退回来。一天一块大洋，两个月六十块。拿来，就让你走。”
“刘团长，我……我没钱。”
“没钱？”刘德贵脸色一沉，“那就别想走！老老实实在我这儿干！再敢提走，军法处置！”
长安被关进了禁闭室。那是个小黑屋，没窗户，没光，只有老鼠。他在里面关了三天，没吃没喝。
第四天，泽喜来了。
他是闯进来的。带着保乡队的三十几个人，端着枪，闯进了保安团驻地。
刘德贵慌了：“王泽喜，你想干什么？反了么？”
“不干什么，”泽喜说，“我来接我侄子。”
“你侄子是我的人，你说接就接？”
“他是我王家的人，我说接就接。”泽喜的盒子炮抵在刘德贵腰上，“刘团长，放人。不放，今天咱们就拼个你死我活。”
刘德贵看着那些枪口，腿软了。他太了解王泽喜了，这个人，说拼命，真敢拼。
“行，行，放人。”
长安被放出来了。三天没吃没喝，走路都打晃。泽喜扶着他，往外走。
走到门口，刘德贵在身后喊：“王泽喜，今天这事，我记下了！咱们走着瞧！”
泽喜回头，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长安接回来了，可麻烦也来了。
刘德贵把这事报到县里，说王泽喜的保乡队是“非法武装”，是“土匪”，要求县里派兵剿灭。
县里下了公文，限保乡队三天内解散，枪支上缴。否则，以通匪论处。
“四哥，怎么办？”陈小狗问。
“不缴。”泽喜说，“枪是咱们的命，缴了，日本人来了，咱们拿什么打？”
“可县里要是真派兵来……”
“来就来。”泽喜说，“咱们有高墙，有地道，不怕他。”
可心里，没底。县保安团有三百多人，枪好，子弹足。真要来打，保乡队这三十几个人，守不住。
三天后，县里真派兵来了。
带队的是个营长，姓胡，四十多岁，一脸横肉。他带着一个连，一百多人，把店子上围了。
“王泽喜，”胡营长在墙外喊话，“出来投降！缴枪不杀！”
泽喜在墙头回话：“胡营长，咱们是保乡队，是打日本人的，不是土匪。枪不能缴。”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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