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寰宇证伪 第四章：文字的力量 (第2/3页)
容——在流变的拼写规则下，其痕迹更容易被后来的语言变迁所掩盖或合理化。文字的‘轻’与‘流变’，降低了伪造和篡改的技术门槛与识别难度。”
这时，他抛出了真正的重磅证据。屏幕分成两半：左边，是研究院利用AI和大数据，对已发现的全部甲骨文、金文进行穷尽性扫描和智能匹配后，最新成功破译的几十个过去未释读的“疑难字”成果展示。其中几个字被高亮，并关联到《尚书》、《周易》等传世文献中过去存疑的文句，新的释读使得这些文句豁然贯通，并与考古发现（如祭祀坑位、器物组合）形成了完美互证。
“这些破译，并非孤立猜测，而是建立在庞大数据库、字形演化规律和跨语境关联分析的基础上。它们反过来证明，华夏早期文字系统本身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可追溯性，其记载的信息，是可以被客观检验和逐步解读的‘硬数据’。”梁珩语气中带着一丝自豪。
右边屏幕，则开始播放一段动态可视化演示。它模拟的是以拉丁字母书写的某段“古典文献”，在假设的、缺乏中间实物证据链的六百年“黑暗时代”传抄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信息熵增”过程：由于抄写错误、方言音变、单词拼写流变、甚至有意无意的增删，经过几十代模拟抄写后，原文的信息面目全非，许多关键词的含义彻底改变或丢失。
“这并不是说拼音文字系统没有价值，”梁珩总结道，“它们在记录语音、适应多语言交流方面有巨大优势。但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在承担‘超长时段文明核心记忆载体’这一特定任务上，表意汉字的稳定性与抗信息衰减能力，具有独特的、乃至不可替代的优势。这种优势，是华夏文明能够保持文献记忆数千年基本连贯、为‘连续性’叙事提供底层技术支撑的关键因素之一。忽略或贬低这种文字载体的特性，去谈论‘历史真实性’或‘文献可靠性’的比较，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科学的。”
梁珩的发言，将争论从抽象的理念拉到了具体的、可量化分析的技术层面。许多西方学者，尤其是研究古典学和文献学的，陷入了沉思。他们无法否认汉字稳定性的事实，也清楚自己研究中面对中世纪手稿时，那些因语言流变带来的无尽困扰和不确定性。
柯林斯教授这次没有立刻起身反驳。他眉头紧锁，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面前的笔记本。梁珩关于“篡改成本”和“信息保真度”的论述，显然触动了他作为史学家的某种深层忧虑。
提问环节，一位德国文献保存专家提问道：“梁教授，我承认汉字的稳定性令人惊叹。但这是否也意味着，汉字系统本身过于‘沉重’，缺乏适应性和变革能力，从而可能抑制了思想的多样性和突破性表达？而拼音文字的流变性，虽然带来了传承的困难，但是否也赋予了它更强的包容性、适应性和创造性？”
梁珩早有准备：“很好的问题。适应性方面，汉字从甲骨文到简体字，本身也在简化和规范化，并非一成不变。其强大的造词能力（通过已有字组合新词）和形声结构，能够有效吸纳新概念（如‘哲学’、‘经济’、‘物理’等近代译词）。至于思想多样性，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辉煌，正是在成熟的汉字系统上实现的。文字的稳定，为思想的深度交锋和传承提供了稳定的‘棋盘’，而不是限制棋路的‘棋盘’。相反，如果‘棋盘’的规则（文字含义）本身不断漂移，深度的、可积累的思想对话反而难以进行。当然，任何系统都有其利弊，我们强调的是，在评价一个文明的历史叙事可靠性时，必须将其所使用的文字载体的技术特性，作为一个关键变量纳入考量。”
【历史闪回线】
东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洛阳太学门外。
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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