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断剑重铸 第十章：古卷离乡 (第1/3页)
【现代推进线】
2038年2月，“文明复兴研究院”，策略分析室。
“雷霆行动”的余波仍在持续。国内主流舆论对清除文化渗透网络普遍支持，认为这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正本清源的应有之举。但在知识界和网络社群中，一些更复杂的讨论也在发酵。部分学者和公众人物谨慎地提出，在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的同时，也需注意保护正常的学术探讨和文化多样性表达空间，避免“一刀切”伤及无辜。
而境外，由“普世文明遗产基金会”等机构主导的舆论反扑则猛烈得多。多家西方主流媒体刊发长篇报道和评论员文章，将中国的“文脉守护”专项行动描绘成“新一轮的思想压制”和“历史叙述的国家垄断”，指控中国“企图用单一、官方的历史叙事覆盖丰富多元的地方和民间记忆”，“扼杀文化活力与学术自由”。一些与王世襄有过学术往来的海外学者联名发表公开信，声称其“学术研究受到政治干预”，呼吁国际学界“关注中国日趋收紧的文化环境”。
更有甚者，一篇发表在知名国际科技史期刊上的论文被迅速炒作。论文作者是一位欧洲学者，他通过对少量流散海外的明清民间工艺文献（其中一些正是当年类似“方眼钱”之流卖出的）进行孤立分析，提出一个观点：明代中后期，中国某些地区的民间技术创新（如纺织机改良、瓷器釉色配方）曾出现活跃苗头，但这些“地方性知识”未能有效融入国家主导的技术体系，甚至受到官方作坊的排斥，最终导致其湮没无闻。论文本身还算克制，但经过别有用心的媒体摘要和解读，立刻变成了“最新研究证实：华夏帝国体制固有地压制地方技术创新，这是其近代科技落后的深层文化原因”。
“看，新的攻击方向来了。”陈思源将平板电脑上的新闻推送划到一边，对会议室内的众人说道。屏幕上正显示着那篇被扭曲解读的论文摘要和相关舆论发酵情况。“‘技术压制论’，或者更学术一点，‘中央帝国与地方创新的结构性矛盾’。他们试图从科技史的角度，为我们近代的落后寻找一个‘内因论’的解释框架，而且这个框架听起来比简单的‘野蛮入侵导致断档’更‘深刻’，更符合西方社会科学对‘专制体制’的惯性批判。”
林薇调出了“文明之心”模型刚刚生成的一份分析简报。“模型根据我们输入的完整明代科技档案、地方志、匠籍资料以及经济数据，对这篇论文的核心论点和其选取的‘证据’进行了快速评估。”她指向屏幕上的几个关键结论框：
“第一，论文选取的案例具有高度选择性。它忽略了同时期更多地方技术被吸收进《天工开物》、《武备志》等国家级著作，或通过官方采购、市场流通在全国范围内传播的大量事实。
第二，所谓‘官方排斥’，缺乏直接制度文献证据。模型检索到，明代工部确有‘样制需核’的规定，但其主要目的是保证军工、漕运等关键领域产品的质量和制式统一，而非扼杀创新。对于民间日用技术，官方更多的是‘不禁止’或‘征用优者’。
第三，模型分析了论文提及的几项‘湮没技术’的具体背景。其中两项主要因市场需求变化和原材料短缺而自然淘汰；一项因战乱导致工匠流散而失传；只有一项存在与官方作坊竞争但最终失败的记录，但深入数据显示，失败主因是成本过高而非技术受压制。
第四，最关键的是，模型对比了明清易代前后的技术记载曲线。明代中后期，无论是官方文献还是地方笔记，关于各种技术‘新法’、‘巧制’的记载频率和多样性，都显著高于清初。技术的‘断层’或‘湮没’，在时间点上与王朝更迭、社会剧烈动荡的关联度，远远高于与所谓‘体制压制’的关联度。”
沈教授扶了扶眼镜，叹道：“他们这是典型的‘预设结论，裁剪证据’。先有‘中国体制压制创新’这个****的结论，然后去故纸堆里寻找能勉强支撑这个结论的碎片，对大量反证视而不见。这种学术套路，在西方汉学和政治学领域并不新鲜，只是现在包装得更精致，攻击点更‘专业’。”
“但恰恰因为更‘专业’，迷惑性也更强。”陈思源眉头紧锁，“普通公众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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