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断剑重铸 第十一章：薪火渡海 (第3/3页)
应躺在祖国西北的敦煌石室里。它们是被斯坦因、伯希和等人以“研究”为名，用近乎掠夺的方式运到这里的。
每触摸一次这些冰凉而珍贵的纸页，向达心中就交织着复杂的情绪：有对古人书法艺术和佛学智慧的赞叹，有对文献得以保存的庆幸，但更多的是锥心刺骨的痛惜与屈辱。这些中华文明的瑰宝，如今却要中国学者远渡重洋，在别人的图书馆里，受着种种限制（如不准拍照、抄录时间严格、部分精品不轻易示人），才能看到自己祖先的遗产。
他用蝇头小楷，在特制的薄纸上，一丝不苟地摹写着经文，同时记录下卷子的编号、尺寸、纸张特征、题记、乃至每一个朱笔批点和印章。这不仅是抄录内容，更是为这些流散的“游子”建立一份尽可能详细的“身份档案”。他知道，国内如陈寅恪、陈垣等先生，正望眼欲穿地等待这些抄本和记录，以推进被中断的敦煌学研究。
手指冻得有些僵硬，他呵了口气，继续工作。旁边的座位上，还有几位来自日本或欧洲的学者，也在埋头研究。有时，他会听到他们用外语讨论着某些写本的内容，语气中充满学术发现的兴奋，却很少提及这些文献来自何处、如何而来。那种将东方文明遗产视为“世界学术公器”而淡化其掠夺原罪的姿态，让向达感到一种无声的压抑。
休息时，他走到窗前，望着巴黎灰蒙蒙的天空和湿漉漉的街道。他想起了西北的戈壁、敦煌的狂风、以及那些空空如也的石室。他想起了出发前，馆长袁同礼先生的嘱托：“此次西行，不为镀金，不为虚名。乃是为我中华文明，索回一部分被夺走的记忆。片纸只字，皆关国魂，务必尽心。”
他摸了摸内衣口袋里一张小小的、已经磨损的照片，那是他与妻子和幼子的合影。为了这项清苦而艰巨的任务，他离家万里，一别数载。对家人的思念，对国运的忧愤，对学术的责任，重重压在他肩上。但他眼神中的火光未曾熄灭。他知道，自己此刻的每一笔抄录，都是在为积贫积弱的祖国，艰难地挽回一点点文明话语权；是在为未来的学者，铺就一点点研究的基石。
他回到座位，重新铺开纸张。灯光下，他清癯的身影投射在古老的墙壁上，与那些来自敦煌的幢幢经卷影子交织在一起，仿佛在进行一场无声的对话，一场跨越时空与国界的文明招魂。
类似的情景，也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柏林的国立图书馆、圣彼得堡的东方研究所上演着。陈寅恪、胡适、刘半农、王重民……一批批中国学者，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至二战前后，相继奔赴海外，以惊人的毅力、在极其有限的经费和艰苦的条件下，开始了这场悲壮而伟大的“学术长征”。他们有的侧重抄录，有的侧重编目，有的侧重研究。他们的成果，或以论文发表，或以抄本形式寄回国内，或整理成目录提要，成为后来中国敦煌学、西夏学、中外关系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文化抢救战。他们用最原始的方式——手抄、心记、笔述——对抗着文明遗产被物理割裂带来的学术困境。他们是真正的“盗火者”，从被掠走的文明火堆中，小心翼翼地取回一颗颗火星，期望能在故土重新点燃燎原之势。
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各自领域的泰斗，但那段海外“寻宝”、在异国图书馆里度过的青灯黄卷的岁月，无疑在他们生命中刻下了最深的印记。那是个人学术生涯的奠基，更是一个民族在文明记忆被掠夺后，不屈不挠地进行精神“自救”与“重建”的缩影。
向达不会知道，近百年后，在一个叫“文明复兴研究院”的地方，一个名为“文枢”的超级智能系统，能够瞬息间调用全球数字化文献，进行跨时空的深度关联推演。但他那一代学者在昏暗阅览室里、用冻僵的手一笔一划抄录下的珍贵记录，无疑构成了后世这些宏大数据库最初、也最饱含心血的一部分基础砖石。
薪火渡海，未曾断绝。无论是民国学者在海外图书馆的孤灯抄卷，还是当代研究者在量子阵列前的全息推演，贯穿其中的，是同一份对文明记忆的执着守护，是同一种让断裂的历史重新连贯起来的顽强意志。这意志，正是华夏文明历经劫波而能不断“断剑重铸”的最深层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