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神器归宗 第四章：伏笔与暗流 (第3/3页)
僧侣或学者。把这些细节都记录下来，包括纸张质地、墨色、印章、乃至每一处涂改和破损。这些信息，未来可能帮助我们厘清写本的流传和阅读史。” 他顿了一下，语气中带着一种混合了占有感和使命感的复杂情绪，“这些珍宝，在东方那个偏僻的洞窟里沉睡了近千年，几乎被遗忘。现在，它们来到了伦敦，来到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学术机构。我们的责任，就是解读它们，让它们蕴含的智慧重见天日，丰富全人类的知识宝库。”
在他的认知里，大英博物馆和西方学术界的“拯救”与“研究”，赋予了这些来自遥远东方的文献以新的、更高的价值。至于它们是如何来到这里的——那个叫王圆箓的道士、那些银元交易、以及背后帝国扩张的影子——似乎被有意无意地淡化，成了宏大“学术事业”中一个不甚重要的注脚。
另一位研究员正在研究一幅色彩绚丽的敦煌绢画《弥勒经变》。他被其精湛的画工和丰富的细节深深吸引，但对其表现的佛教净土场景、人物关系、以及其中可能蕴含的中原与西域艺术交融的风格特征，理解起来却颇为吃力。他需要不断查阅有限的参考资料，并时常向霍林奈请教。“东方艺术的表现逻辑，与我们熟悉的希腊-罗马传统或基督教艺术截然不同，”他感叹道，“理解它们，需要进入一种完全陌生的象征和叙事体系。”
这种文化隔阂是真实的。早期西方敦煌学研究，不可避免地带着西方艺术史和宗教学的视角与问题意识。他们从中寻找佛教传播的证据、中西交流的线索、以及“异域”的艺术风格。这些研究固然取得了重要成果，开创了敦煌学这一国际显学，但其视角终究是“他者”的、抽取式的。文献和艺术品脱离了敦煌石窟的整体语境、脱离了河西走廊的历史脉络、脱离了华夏文明吸收转化外来文化的宏大进程，被单独置于西方学术的解剖台上，按照西方学科的分类法进行切割、归类和分析。
与此同时，在地球另一端的中国，少数先知先觉的学者，如罗振玉、王国维等人，已经通过伯希和提供的部分照片和目录，了解到敦煌遗书的价值，痛心疾首于国宝的流失，并开始了艰难的早期研究。他们凭借深厚的国学功底，能更深刻地理解文献内容，但却苦于无法见到原件，研究如同隔靴搔痒。这种学术上的被动与屈辱，与伦敦研究室里的“学术繁荣”形成了刺眼的对比。
霍林奈等人或许隐约知道中国学者的关切，但在那个西方中心主义盛行的年代，他们更倾向于将敦煌学视为一门新兴的、应由西方主导的国际性学问。他们撰写论文、出版图录、举办讲座，将敦煌的“发现”和早期研究成果，纳入西方知识生产的体系之中，并以此奠定了自身在该领域的权威地位。
这种学术上的“先占”与话语权的垄断，其影响是深远的。它意味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关于敦煌乃至许多其他非西方文明遗产的研究范式、问题设定、价值评判，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方学界主导的。原属国的学者，不得不首先学习西方的语言、方法和理论，才能参与到对自己文化遗产的国际讨论中，并常常处于“追赶”和“回应”的位置。
历史闪回线中的这一幕，与当下大英博物馆谈判桌上的僵局，以及国际学术界围绕文物归还的话语权争夺，形成了跨越百年的回响。当年，文明的记忆载体被物理剥离，其解释权也随之被部分转移。今天，“重光工程”和法律战、舆论战，正是在试图扭转这种态势，不仅让文物回家，也要让文明的解释权和叙事权，回归其真正的文化母体。
霍林奈不会想到，百年之后，会有来自中国的学者，携带着名为“文明之心”的超级智能和“文物基因图谱”的尖端科技，重新叩响大英博物馆的大门，不仅索要实物，更在挑战其赖以生存的历史叙事和道德合法性。文明的潮水，在漫长的迂回之后，正以不可阻挡之势，拍打着旧日帝国堡垒的墙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