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神器归宗 第六章：文物基因图谱 (第2/3页)
人快速交换了一下眼神，起身走向隔壁的保密分析室。
【历史闪回线】
公元1909年春，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库房深处。
斯坦因从敦煌运回的第二批写本和文物，经历了漫长的海运和初步消毒处理，终于被搬进了这座当时世界上设备最先进的博物馆库房。库房高大阴冷，一排排厚重的橡木柜子几乎顶到天花板，空气里弥漫着防虫药水和旧皮革的气味。
负责接收和初步整理的，是博物馆助理管理员，一位名叫弗雷德里克·威廉·托马斯的年轻学者。他戴着白手套，小心翼翼地打开一个标记着“敦煌-织物类”的木箱。里面是用棉纸隔开、层层叠放的佛教绢画、刺绣和残破的经幡。色彩依旧鲜艳，但织物本身已极度脆弱。
托马斯轻轻取出一幅不大的绢画，画面是千手千眼观音像，线条流畅，设色富丽，尽管边缘有破损和污渍，仍能感受到其精湛的画工和浓郁的唐代风格。他将其平铺在铺着软毡的工作台上，借助放大镜仔细查看。
“不可思议的保存状态……考虑到它们在那个山洞里待了将近一千年。”托马斯低声对旁边的助手说，“斯坦因博士真是立下了不朽功勋。这些东西如果留在原地，恐怕早已被潮湿、虫蛀或者当地人的无知彻底毁掉了。”
助手点头附和，忙着在登记册上记录：“物品编号：1910,0520,0.79。描述：绢本设色佛教绘画，主题为观音，唐代风格。来源：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爵士第二次中亚探险所得，出自中国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现状：轻微破损，色彩稳定。”
托马斯的指尖悬在绢画上方，没有触碰。他的目光被画面下方一行不起眼的、墨色较淡的汉字题记吸引。他认得一些基础汉字，但这行字似乎不是标准的佛经内容或供养人题记。他皱起眉头，示意助手：“把这个拍下来，最好能做个拓片。去找霍林奈博士，看看他能不能解读一下。或许是什么地方寺庙的标记，或者……别的什么。”
他隐约觉得，这行字可能透露更多关于这幅画乃至那批文物的原始信息。但在当时大英博物馆的主流认知里，这些来自东方的文物，首要价值在于其艺术和宗教史意义，在于它们能为西方构建的“东方学”和“佛教艺术史”提供新的实物证据。至于每一件物品具体是如何从原持有者那里转移到斯坦因手中，其流转过程是否完全符合当时的（以及后世认可的）伦理与法律标准，并不是他们优先关心的问题。斯坦因提供的探险报告和购买记录（那寥寥几笔关于支付给王道士银元的记载），已经被当作合法来源的充分证明归档。
托马斯将绢画重新用棉纸包好，放入指定的编号抽屉。他并不知道，那行被他留意到的题记，在百年之后，会被一位中国学者通过高清数字影像发现并解读出来，其内容并非寺庙标记，而是一位唐代敦煌本地供养人的悲愿，记述了家族在战乱中竭力保护此像、最终不得不密藏于石室的简略经过。这行字，将成为这幅绢画“基因图谱”中，关于其“前斯坦因时期”生命轨迹的一个关键数据点，也成为控诉其被以“研究”为名剥夺原有文化语境的一个微小却有力的注脚。
在另一个区域，一些非文书类的“杂项”物品被分拣出来。其中包括几块橘瑞超从敦煌带回的“黑色金属块”和“奇异骨片”。它们看起来灰扑扑的，毫不引人注目，与那些精美的绢画、写本形成鲜明对比。负责整理的中年管理员拿起一块金属，掂了掂，又用手指敲了敲，发出沉闷的声音。
“这算什么？矿渣？还是什么破烂法器？”他嘟囔着，看向旁边一位稍懂东方文物的同事。
那位同事瞥了一眼，摇摇头：“谁知道呢。那个日本探险家橘瑞超塞进来的。说是可能有‘古老宗教意义’。我看就是些垃圾。不过既然登记了，就按‘疑似仪式用品’或‘原材料标本’处理吧。放在‘杂项-材质不明’那个柜子角落里好了。反正也没什么人会对这些感兴趣。”
于是，这些后来被某些研究者怀疑可能蕴含不寻常信息、甚至与“貂蝉”项目寻找目标存在模糊关联的“异物”，就这样被草草贴上标签，塞进了大英博物馆浩瀚库房中最不起眼的角落，与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未被充分理解的“奇怪”物品一起，陷入了漫长的沉睡。它们的“基因”，在入库登记的那一刻，就被简单粗暴地定义了，而其背后可能隐藏的更复杂、更惊人的故事，则被彻底忽略和掩埋。
历史在此处呈现出一种令人扼腕的对称：一边是精美绝伦、被小心呵护、即将被纳入西方学术体系的“显性”文明瑰宝；另一边是貌不惊人、被随意处置、几乎注定被遗忘的“隐性”可能线索。两者的命运，都取决于当时掌控者的认知框架与价值判断。而这两种不同的对待方式，都构成了后世“重光工程”与“文物基因图谱”所要面对和厘清的历史遗产——既要让那些被显性掠夺的瑰宝回家，也要重新发现和评估那些被隐性忽略或误读的物件中，可能存在的、连接文明更深层记忆的钥匙。
托马斯将最后一件敦煌织物归档，锁上了柜门。库房里的灯光在他身后拉出长长的影子。他感到一种完成工作的满足，也有一丝面对如此庞大未知文明的敬畏。他不会想到，百年之后，会有人用他无法想象的技术，重新“打开”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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