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神器归宗 第七章：算法与权杖 (第2/3页)
希腊、墨西哥的代表，脸上露出复杂的神色。他们本国也有大量文物流失海外，对中方的倡议有天然共鸣，但也警惕被卷入大国间的博弈，或担心新的规则体系是否真的能惠及自身。
苏瑾感到压力如山，但她稳住了心神。她想起临行前陈思源和林薇的叮嘱：“这不是一场能轻易取胜的辩论。我们的目的不是说服所有人，而是撕开一道口子，让另一种声音、另一种逻辑，进入这个长期被旧思维垄断的场域。”
“教授，我们并非要否定历史复杂性，也非主张简单的一刀切。”苏瑾的声音提高了一些，带着研究员特有的执着，“我们只是认为，在人类文明迈向更强调责任、透明与修复性正义的时代，我们有能力、也有责任，运用新的工具，对历史遗留的伤痛进行更精细的审视和更负责任的回应。‘文明算法’的模拟显示，基于证据和协商的、渐进式的文物回归与共享，不仅不会摧毁博物馆和文化交流，反而可能催生基于真正平等尊重的新型国际合作模式，激发更深层的文明对话与研究。至于‘文化民族主义’……寻求自身文明的记忆完整与尊严，是所有民族的天然权利。当这种权利建立在实证与普世伦理的框架下时，它不应被污名化，而应被视作文明间健康关系的基础。”
她的话引起了一阵低声议论。艾略特爵士眉头紧锁，显然不满于“旧思维垄断”的潜在指控。法国代表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着什么。美国代表则抱臂向后靠去，一副“拭目以待”的表情。
就在这时，俄罗斯代表团的一位中年学者，以斯拉夫语系特有的浑厚嗓音，通过翻译器发言：“我注意到，苏博士的发言和‘文明算法’模型中，多次提到‘文明韧性’、‘动态平衡’和‘历史经验迭代’。这是否意味着，华夏文明在处理此类问题时，有其独特的、源于自身漫长连续历史的哲学与方**资源？这种资源，是否可能为陷入僵局的全球文化遗产争论，提供新的思路？”
这个问题相对中性，甚至带有一丝学术探讨的善意。苏瑾精神一振，抓住机会：“非常感谢您的问题。是的，‘文明算法’确实深深植根于华夏文明‘敬天法祖’、‘鉴往知来’的智慧传统。我们注重系统整体性，相信解决方案往往存在于动态平衡与多方共赢的探索中，而非零和博弈。我们尊重历史经验的积累，强调从长时段、大脉络中寻找启示。例如，在文物归还问题上，我们不仅关注‘物归原主’的结果正义，也关注这一过程如何促进文明间的理解与和解，如何构建面向未来的、更健康的文明关系生态。这或许可以称为一种‘关系性’和‘过程性’的伦理视角，与某些更侧重‘权利绝对性’和‘结果即时性’的视角有所不同。我们愿意分享这些思考，供国际社会参考。”
接下来的提问和辩论，在各种质疑、探讨、乃至偶尔的赞同中继续。苏瑾和她的团队据理力争，时而强硬，时而灵活。他们清楚，这次会议不可能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甚至可能加剧分歧。但种子已经播下，“文明算法”和“文物基因图谱”所代表的另一种话语体系、另一种问题解决思路，已经正式登上了联合国这个最具象征意义的全球舞台，与旧有的权杖——那些基于殖民历史、法律时效、现实政治和西方中心学术范式的既得利益与思维定式——发生了正面碰撞。
会议在略显疲惫和未达成共识的气氛中暂时休会。苏瑾走下讲台，中方代表团成员围拢过来，低声交换着意见。她能感受到背后来自各方代表的复杂目光——警惕、好奇、抵触、甚至一丝不易察觉的钦佩。
“第一阶段目标达成。”代表团团长，一位资深外交官，低声对苏瑾说，“我们展示了技术，提出了方案，阐明了立场，也承受了火力。接下来，是更漫长的外交博弈、学术竞争和人心争夺。记住，日内瓦的讲台只是战场之一。真正的较量，在实验室，在博物馆库房，在法庭，在舆论场，也在……”他望向窗外阴沉的日内瓦湖面，“也在那些尚未被世人知晓的角落。”
苏瑾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心中不由想起此刻正在西北荒漠中集结的“综合调查”先遣队，想起赵海川通报中“普罗米修斯”小队越来越诡异的动向。是的，这里的唇枪舌剑，与远方无声的勘探，同样是文明回归宏大征程中，不同维度却紧密相连的战线。
算法，试图用理性和数据重塑规则。
权杖，则紧握着历史形成的权力与惯性。
这场对话，或许才刚刚开始。
【历史闪回线】
公元1935年，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东方写本部阅览室。（对第十一章场景的深化与拓展）
向达的手指已经冻得几乎失去知觉，但他依然强迫自己保持稳定，用蝇头小楷在特制的薄纸上，一丝不苟地临摹着伯希和带回的敦煌写本《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末尾的题记。题记提到了一位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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