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故乡的云 (第1/3页)
“色字头上一把刀！你如果一心一意修汽车，怎么会落到现在的地步呢？”听完单开华的故事，阮新明叹口气说道：
作为六零后，我们共同见证和亲历了时代发展的大潮，特别是居住房屋的一次次推倒、重建、再推倒、再重建的过程，让我深刻感受到“小家”“小我”在国家这个“大家”“大我”中的迭代、跃升。
我的爷爷是一位朴实的农民，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耗在那几亩农田里，他总是在酷暑天扛着锄头去花生、玉米地里除草，闲暇时还要摆弄菜园子去集市上卖菜来维持一家的生计。
在寒冬腊月不用种地的时候，我爷爷就会用夏天储藏好的树枝和蒲条编篓子筐子帘子用来换取一家人的过年钱。
毫不夸张地说我爷爷是我所知道的最勤劳最能干最聪明最善良最心灵手巧的人，可即使是这样，我们一家人的生活还是很穷。
我爷爷最终死于肺癌，断断续续咳嗽了很多年，最后一咳一口血的程度才去医院检查治疗，检查出来即癌症晚期，那个时候家里条件不好，又赶上给我叔叔盖新房子，爷爷为了给家里省钱，为了不拖累子女，毅然决然地放弃了治疗，回家等死。
爷爷受了一辈子苦，挨了一辈子穷，一生都在为家庭操劳忙碌，从没过上什么好日子，还要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和绝望，这是我们一家人一生的憾事，也是我的父亲每次提起就会流泪的痛处。
爷爷去世的时候我还很小，那会儿的我并不理解生命，也不能知道生活到底有多残酷。
父亲原来是如皋矿山机械厂的木工，后来转到保卫科，是厂里最平凡、最贫困的一位。
我现在还记得那个厂区的风貌，厂里人不多，食堂的菜挺好吃。
如皋矿山机械厂像一头匍匐在长江北岸的钢铁巨兽，高耸的烟囱终日喷吐着灰白色雾气，将厂区笼罩在朦胧的工业暮色中。记得父亲总爱蹲在木工车间外的煤渣堆旁抽烟，火星明灭间，木屑像金色的雪片簌簌飘落。那些带着松香味的刨花，后来成了我童年最温暖的嗅觉记忆。
木工车间的松香气息总在梅雨季发酵成粘稠的琥珀色。父亲佝偻着腰给刨床加油时，油渍会沿着工装裤的褶皱渗入膝盖，凝结成暗黄色的盐霜。
“新明，把刨床的润滑油递给我。“父亲布满老茧的手掌在油污斑驳的台面上摊开，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木色。车间里飘荡着桐油与铁锈混杂的气息，老式车床的轰鸣声中，我要把耳朵贴在木工作坊的木门上，才能听见父亲断断续续的咳嗽。
分房名单公示那天，父亲攥着皱巴巴的公示纸在厂区转了十八圈。黄昏时分，他蹲在厂区围墙的爬山虎丛边，影子被夕阳拉长得像条受伤的土狗。“三车间老张家分到两室一厅，咱家...“父亲的声音突然卡住，转身时带起的风掀开了墙角的破瓦罐，几枚生锈的螺丝钉滚落在杂草丛中。
我上初中时住在厂里的集体宿舍，经常去热煅车间的池子里洗澡。发育的年龄不好意思，我便用棍子把门撑住，防止别人偷看。
我父亲非常胆小，对领导唯唯诺诺，木工手艺也不咋地。转到保卫科后，他每天穿着保安服十分得意，因为这些衣服都是免费发的，而且质量也不错。
父亲很节约，午饭坚持吃素菜，少见荤腥，隔壁同事家的炒菜味道，经常引得我直流口水。
我母亲是农村人，因为没有文化，临时工也做不了。工厂河东有一片荒地，草有一人高，需要人去除草，我父亲把这个活儿揽了下来，让我母亲去除草。但是草高杆硬，实在是太难除了，但是为了挣钱，妈妈还是坚持了下来。她在草田里种了许多冬瓜，收获以后拿回家，厂里也没有人过问。
我上高中时矿山机械厂破产了，当三号高炉冷却成废铁堆时，母亲在河滩种的冬瓜正在疯长。那些墨绿色的果实沉甸甸坠弯藤蔓，像极了父亲别在胸前的厂徽。当我们全家围坐在漏雨的屋檐下分食冬瓜汤时，母亲突然剧烈咳嗽起来，打翻的汤碗在泥地上漫开褐色的湖，倒映着远处新城开发区的霓虹，像块正在融化的太妃糖。
高中毕业以后，有人帮我介绍了一位福建姑娘，个头矮矮的，走路还有点跛。
我和她没什么感情，但也不打不骂她，有她在，就有个家，就有人给弄弄饭、洗洗衣服。
第二年妻子生了个女儿，我们全家都很高兴。
二十世纪初，乡里安排派出所民警挨家挨户到娶外省女子的家庭走访了解，凡是想要回家的，乡里安排路费。妻子不知道怎么想的，竟然说她是被别人拐来的，乡里真的给她路费回去了。
妻子有邻居家电话，她经常和女儿联系，但从来不让我接听。
女儿长大后去福建找过她，她也很愧疚；但她现在又有了儿子，团聚是不可能的了。
1995年8月，乡里照顾我到徐州煤矿当矿工。
我们乡七八个人一起去的。我们穿着矿工服，戴着矿工帽，每天早上和老矿工一起排队领矿灯，然后和煤矿工人坐吊车一起下到几百米深的井下挖煤。挖煤的活儿非常艰苦，低矮的地方得爬着走，井下通风是大帆布的圆筒子，头上的矿灯是黑洞洞的井下唯一的光亮。我们的班长姓石，是南通人，还有一个南通人叫史有劲。我们和工人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劳动虽然艰苦但很快乐，每到一个巷道，我们按照要求挖洞，挖洞时多数要猫着腰甚至跪着，因为井下低矮、狭窄，然后工人放上炸药，我们再躲到远远的安全的地方等候爆炸。爆炸过后，满巷道都弥漫着浓浓的呛人的煤灰，要等好长时间，煤灰大致散去之后，再把炸碎的煤装上铁溜子运走。每次矿工装炸药时，我们等着无聊就开始唱歌。我们喜欢唱二重唱，或者大合唱。我们在煤烟弥漫的井下大声唱歌真是傻得流鼻涕，大口地呼吸井下废气还挺高兴。那个叫史有劲的工人和我们年龄差不多，他听我们唱歌很奇怪：“你们唱歌怎么那么难听，像放焰口似的。”（“放焰口”是死人时唱的歌）我们就叫他唱，他就很原生态地唱：“南通是个好地方，山清水秀桂花香……”
我们每天乘吊车从几百米深的井下升到地面，相互一看，整个儿都是黑非洲，除了眼白和牙齿白，那叫一个黑，真是“赛过李逵，气死张飞”。可等我们洗完澡再相互一看，那叫一个“帅”，原来都洗干净了，只有双眼皮里的煤灰洗不着，就跟现在纹的眼线似的，个个浓眉大眼，跟上了戏装似的。
有一天我们在井下干活儿，看到运煤的铁溜子磨得光亮亮的，像滑梯似的，不知道谁说了一句：“我们与其像狗似的爬来爬去，干吗不坐铁溜子滑下去呢？”话音未落，有三个同伴就坐上去了，其中有一个就是史有劲。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到几声惨叫，三个人头朝下就栽下去了。幸亏下面不深，他们惊魂未定，连哭带号：“我的鞋，我的灯！”我们在上面看到他们的惨状，高兴得前仰后合。那时的我们活得可真简单，我们不想从前也不管以后，每天嘻嘻哈哈乐不思蜀。
在煤矿一干就是三年。用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一句经典台词来形容我们当时的状态再恰当不过：“年轻人，你可真年轻啊！”（意即单纯到傻的地步）。
后来有一天，史有劲照例坐着升降机和工友下井作业，就在大家都埋头干活的时候，突然，史有劲旁边一处瓦斯发生爆炸，正好正对着史有劲的双眼。当时史有劲就觉得眼睛像被火烧了一样，疼的睁不开。矿上紧急把他送往医院治疗，奈何灼伤太严重，双眼眼球已经受损，无法复明了。出院后，史有劲无法再正常下井了，矿上按规定补偿了一些钱款，便安排工人送他回家了。
失明如丧半条命，曾经可以看见一切美好景象的眼睛，如今却陷入了一片无尽的黑暗。曾经一片光明的前景，如今也变得暗淡无光、前路茫茫。史有劲的心里感到无比失落、焦虑、抑郁，一度萌生轻生的念头。在家人的一次次阻拦和劝说下，才慢慢平静下来。
从徐州回来以后，正好桃园粮站招收临时工收茧、收棉花，我在那里又干了几年。
2003年5月，如皋中学几位85届高中同学小聚，其中建设局马局长也在。听说我现在无业在家，马局长叫我去找环球建筑公司副总吴刚，让他给我安排一份工作。
吴刚也是高中同学，外号大嘴，喜欢吹牛！高中毕业后他便一心想当老板，包水电，包消防，包木工，包瓦工。。。。。。其实他啥也不会！现在竟然当上了环球建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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