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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同室操戈

    13 同室操戈 (第1/3页)

    “外地人其实很好的,我的老婆也是外地人。”听完张明讲的故事,张权同学接着说道: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苏北农村结婚也要大约五千块钱以上,但是买一个老婆,可能连一半价钱都不用。上小学时,就经常听同学说,班上谁谁的母亲是云南、贵州、四川过来的。有的同学长得很黑,脸型轮廓也很分明,一看就不像本地汉族人,一打听,母亲是云南佤族人。

    那个时候甚至流行一句话叫,只要云南在,不怕没后代。苏北属于欠发达地区,但云贵川是比我们更糟的贫困地区。当年还流传这样一个说法,发达地区的娶不到媳妇,就到欠发达地区去找;欠发达地区的娶不到媳妇,就去贫困地区去找。在我们老家讨不到本地媳妇的男子,一般都是家里兄弟多很贫困的,或者本人有些生理缺陷的。对于云贵川的女子来说,苏北平原沃野,能够填饱肚子,也算嫁得不错了。

    却说我有一位邻居,名叫杨元贵,两个儿子分别叫做杨文山,杨文海。

    兄弟俩比我大几岁,初中没读完就开始闯荡社会了。小时候我很喜欢去他们家玩,那时候我觉得他们帅极了,穿风衣,留长发,骑着嘉玲摩托车像一阵风。那时候流行四大天王,几乎每个男孩子的房间里都贴满了四大天王的照片,清一色的是坐在摩托车上,后面载着个长发美女。我觉得兄弟俩都属于这种类型:潇洒、帅气。

    杨文山喜欢听beyond的《光辉岁月》,经常没事就哼几句,当然那时候我还不知道beyond是谁,又听不懂粤语,就觉得这首歌很好听。他很随和,去他家听歌很少赶我走。

    我对他们的生活无比羡慕。他们不用上学,像一群自由的小鸟,白天骑着摩托车到处飞,晚上想回来就回来,而且有看不完的武打片和听不完的流行歌曲。他们的父母好像从来不管他们。

    两人偶尔跟我说起城里的见闻,他们去溜冰、K歌,泡吧甚至打架,勾起我无限的想象,我觉得他们是跟村里不一样的人,是见过世面的人。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村里开始有传言说文山一行人一直在干着偷鸡摸狗的勾当。一开始我不信,觉得这群风一样的少年肯定是被人误会了,要知道在乡下人们很喜欢捕风捉影的。

    一天晚上,邻居王大狗家养的鸡突然少了五只,王大狗怀疑是杨文山他们偷的,然后拐着弯去问他。杨文山矢口否认,并要求王大狗上门赔礼道歉。

    鸡是不是文山他们偷的我不知道。由于没有证据,王大狗还是当众放鞭炮给他道歉了,我更加相信这不是他们干的。

    上高中的时候,我住到校里,对村里的事情知道更少了。有一次,学校举办了一次全校普法活动,派出所所长来给我们做报告。全校师生都坐到操场上,所长对着大喇叭,用浓郁的乡音讲了几个小时。正当我昏昏欲睡的时候,忽然听到了杨文山的名字,瞬间被惊醒。

    他说,杨庄村的杨文山涉嫌窝藏脏物罪,他帮助同村作案团伙隐藏赃物……把偷来的摩托车藏在自己家里……我既惊讶又有点难过。

    回到家,我赶紧我问我妈是不是真的。我妈告诉我他们确实是一群偷鸡摸狗的“渣子”。开始的时候,他们骑着摩托车到别的村去偷鸡、打狗,然后拿回来胡吃海喝。后来,就去县城偷摩托车,他们把偷来的摩托车都藏在杨文山的家里。

    后来这群人被抓的时候,兄弟俩判得很轻,只坐了半年牢。

    兄弟俩坐牢前,都谈了女朋友,还是姐妹俩,说好了一进一出,双方都不花钱。可是两人回来后,姐妹俩都和他们分手了。

    随着年龄的增加,以及初中学历,农村户口,坐过牢等个人条件,两人在婚恋市场上越来越没有竞争力。昔日我眼中的翩翩少年,现在都成了十分平庸的农村青年。

    随着农村剩男越来越多,婚恋中女方的要求也水涨船高,彩礼动辄一、两万,还要求家里有房有车。农村的剩男问题被媒体炒得甚嚣尘上,几乎过一段时间就会被炒一次。

    还有几年,兄弟俩就快奔三了,我却时常记起小时候在他家看DVD的情景,尤其是听到《光辉岁月》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真的是一段属于他们的光辉岁月。

    1985年高考,我以11分之差名落孙山。

    妈妈劝我再考一年,但我意识到高考犹如打仗,需要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我决定去参军,看能不能在部队里博一个前程。

    当年11月28日,我告别父母踏上了从军路。先是到南京,然后坐专列抵达青岛,最后来到即墨的营房。

    在这里我接受了人生的第一次军事训练,两个月后我被选入侦察兵教导连,我又开始训练侦察兵基本功。

    五公里、捕俘拳、倒功、匕首……两个月的强化训练后,我能够头顶开砖,腹上开石,身轻如燕,身手不凡。

    从教导连出来后,我正式被分到侦察连。在侦察连一干就是三年,我和战友们相继参加了莱州湾三山岛海训,文登小洛顶施工,济南侦察兵大比武……。

    退伍后我又回到了如皋老家。

    1992年夏天,上海某食品厂招收临时工做月饼,为期一个月,工资一千元。兄弟俩经过协商,决定让文山跟我一起去。

    上海话其实并不难懂,因为有很多官话在里面。在上海呆上一个月,即便说不了吴侬软语,却也能听懂大半。然而,上海人自高自大,除了本地人,苏州、无锡都是乡下人,“阿拉上海拧”充满了上海人的得意和对外省人的轻蔑。

    当然不是所有上海人都一味地骄傲,我去后分在成品仓库,天天打包、发货。两位师傅忙过不停,我干多干少都不计较。

    仓库很小,有位师傅名叫王景昌,他把存货架都写上编号,月饼进库时,哪儿有空放哪儿,他在账本上写上存放位置,发货时一看账本,就知道哪种月饼放在哪个货架了。仓库看起来很乱,不过账本上有存放位置和进货日期,很容易就能找到,而且都是先进先出。

    后来仓库里调来一位新主任,名叫童光荣,童主任原来在酒厂工作,这次调到我们厂。新官上任三把火,童主任说仓库里的东西怎能这样放?应该按品种分类!他叫我们一号区放豆沙月饼,二号区放蛋黄月饼,三号区放五仁月饼......他在酒厂就是这么做的!这样好看是好看,不过月饼不是酒,酒越陈越香,月饼放久了就要上霉。因为进库时从里往外放,发货时从外往里发。有些刚进库的月饼当天就发出去了,有些月初生产的月饼到月底都没发。打包时我们要在包装上写上生产日期。因为在路上运输需要一、两天,童主任叫我们将日期往后写一点。比如今天是8月11号,生产日期写8月13号,月饼发出时,厂里还没有生产呢,真鲜!而真正的生产日期,只有鬼知道。王景昌背后叫他憨大,当面却夸赞主任有能力,童主任笑着说:“淘浆糊,淘浆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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