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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贝鲁特

    第十三章贝鲁特 (第1/3页)

    一

    一九八二年六月,贝鲁特。

    梅站在旅馆的阳台上,望着远处的烟雾。那是西区的方向,以色列人的炮弹正在那里落下,一声接一声,像夏天的闷雷。

    六天了。围城六天了。

    她从巴黎飞过来的时候,以为还能像以前那样,找个安全的地方住下,每天出去拍照。但现在她发现,这座城里没有安全的地方。到处是炮火,到处是死亡,到处是那些无处可逃的人。

    “梅!”

    身后传来詹姆斯的声音。她回过头,看见他从房间里走出来,手里拿着那台老旧的莱卡——他的那台,不是她这台。

    “该出发了,”他说,“今天西区那边可能有动静。”

    梅点点头,背起相机包,跟着他下楼。

    旅馆老板是个六十多岁的阿拉伯人,看见他们,摇了摇头。

    “今天还要出去?以色列人的炮弹不长眼睛。”

    詹姆斯笑了笑:“炮弹不长眼睛,我们的相机长眼睛。”

    老板叹了口气,没再说话。

    他们走进街道,往西区走去。街上几乎没有人,只有几只野狗在废墟里翻找东西。偶尔有一辆汽车飞快地驶过,溅起一路尘土。

    走了半个小时,他们到达了西区的边缘。这里离前线已经很近了,枪声和炮声就在耳边。他们躲在一堵断墙后面,用长焦镜头拍那些正在交战的士兵。

    梅的相机咔嚓咔嚓地响着,像心跳。

    “你看那边,”詹姆斯突然指着远处。

    梅顺着他的手指望去,看见一群人正从一栋被炸毁的楼房里跑出来。有男人,有女人,有孩子。他们抱着头,弯着腰,拼命地跑,像一群受惊的羊。

    “难民,”詹姆斯说,“他们在逃。”

    梅举起相机,对准那群人,按下快门。

    就在这时,一颗炮弹落在人群中间。

    二

    爆炸的声音震耳欲聋。梅的相机差点从手里掉下去。她趴在地上,用手护着头,感觉泥土和碎石像雨一样落在身上。

    不知过了多久,爆炸停了。

    她慢慢抬起头,看见刚才那群人跑过的地方,现在是一片血泊。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尸体,有的还在动,有的已经不动了。有人在哭喊,有人在呻吟,有人在血泊里爬行。

    梅站起来,双腿发软,但她还是举起相机,开始拍。

    她拍那些死了的人,拍那些还活着的人,拍那个抱着孩子尸体哭喊的母亲,拍那个断了一条腿还在往前爬的男人。她的快门一直在响,咔嚓咔嚓,像在数那些死去的人。

    詹姆斯也站在旁边拍。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只有快门的声音,一下一下,像心跳,像钟声。

    拍完了,梅放下相机,看着那片血泊。

    她想起林卫国说过的话:“只要还有人记得,死人就不会消失。”

    她会记得的。

    她拍下来了。

    三

    那天晚上,他们回到旅馆,把胶卷冲洗出来。

    梅看着那些照片,手一直在抖。那些死去的人的脸,那些流血的伤口,那些绝望的眼睛。一张一张,像一把把刀,刺进她的心里。

    “梅,”詹姆斯在旁边说,“你看这张。”

    他把一张照片递给她。那是她拍的,一个母亲抱着死去的孩子。母亲的脸对着镜头,眼睛里全是空。那种空,梅见过。在岘港的孤儿院里,在她自己的脸上。

    “这张拍得很好,”詹姆斯说,“好到让人看了睡不着觉。”

    梅没有说话。她只是把那张照片单独放好,和那些重要的放在一起。

    窗外,炮声还在响。

    贝鲁特的夜晚,没有尽头。

    四

    六月十五日,梅在难民营里遇到了一个人。

    那天她跟着一群难民走进一个临时搭建的营地,想拍一些日常生活的照片。营地里挤满了人,到处都是帐篷,到处都是孩子,到处都是那种劫后余生的麻木。

    她正拍着,突然看见一个年轻人蹲在一顶帐篷前面,手里拿着一台相机。那台相机很旧了,看起来像从垃圾堆里捡来的,但那个年轻人拍得很专注,像整个世界都不存在一样。

    梅走过去,用英语问:“你是记者?”

    那个年轻人抬起头,露出一张年轻的脸,大概二十出头,皮肤很黑,眼睛很亮。

    “不是,”他用不太流利的英语回答,“我是难民。但我喜欢拍照。”

    梅看着他手里的那台破相机,心里涌起一股奇怪的感觉。

    “你拍什么?”

    年轻人想了想,说:“拍人。拍那些和我一样的人。我想让他们记住,我们存在过。”

    梅愣住了。

    这句话,她听过。从林卫国那里,从詹姆斯那里,从那些她采访过的记者那里。

    “你叫什么?”她问。

    “卡里姆,”年轻人说,“卡里姆·哈桑。”

    五

    那天下午,梅和卡里姆聊了很久。

    他告诉她,他来自一个叫萨布拉的难民营,在那里出生,在那里长大。他的父亲是巴勒斯坦人,一九四八年被赶出家园,逃到黎巴嫩。他的母亲是黎巴嫩人,在难民营里认识了他父亲,生下了他。

    “你父亲现在在哪?”梅问。

    卡里姆沉默了一会儿,说:“死了。一九七六年,难民营被袭击的时候。他让我跑,他自己没跑出来。”

    梅没有说话。

    “你母亲呢?”

    “也死了。后来,生病死的。难民营里没有药。”

    梅看着他,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个年轻人,二十出头,已经失去了所有亲人。但他还活着,还在拍照,还在让人记住。

    “你的相机哪来的?”

    卡里姆低下头,看着那台破旧的相机:“捡的。从废墟里捡的。不知道是谁的,但我能用。”

    梅想了想,从包里拿出那台莱卡——林卫国留给她的那台。

    “你拿着。”

    卡里姆愣住了:“什么?”

    “这台相机,”梅说,“是我一个朋友留给我的。他叫林卫国,是个中国记者。他用这台相机拍了一辈子,现在该有人接着用了。”

    她把相机递给卡里姆。

    卡里姆接过来,手在发抖。相机很重,沉甸甸的,像装着一个人的命。

    “我……我不会用这么好的。”

    “你会学会的,”梅说,“你会拍得很好。”

    六

    接下来的几天,梅教卡里姆拍照。

    她教他怎么对焦,怎么构图,怎么在危险的地方保护自己和相机。卡里姆学得很快,像天生就会一样。他用那台莱卡拍那些难民营里的孩子,拍那些等在救济站门口的妇女,拍那些被炸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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