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深圳！ (第2/3页)
掉。
“元良！”
一个声音从人群中挤了出来。
我抬头，看到一个瘦削的中年男人从人群中跑过来。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服，胸口印着“鑫达电子”四个字。工服的袖口磨破了，线头拖在外面。他的头发乱糟糟的，脸上全是汗，眼窝深陷，颧骨突出，比去年过年时又瘦了不少。
是我爹，陈德厚。
他跑到我面前，站住了。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胸口一起一伏的。他看着我，我也看着他。
一年没见，他又老了不少。眼角的皱纹多了几道，鬓角的白发也多了一些。他的手粗糙得像砂纸，指甲缝里嵌着黑乎乎的油污。
“你……”他张了张嘴，眼圈突然红了。
他没有说完那句话，蹲了下来，双手捂住了脸。
我站在他面前，不知道该说什么。从小到大，我跟爹就不亲。他一年回来一次，待几天就走。我们之间的话很少，少到一只手就能数过来。他不是不想跟我说话，是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也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
“爷爷……什么时候的事？”他闷声问，声音从指缝里漏出来。
“半个月前。”
“怎么不早打电话？”
“村里没电话。我走到镇上才打的。”
他点了点头，站起来，用袖子擦了擦眼睛。他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我脚边的编织袋。
“就带了这些？”
“嗯。”
他从我肩上接过编织袋，拎了拎，皱了皱眉头：“这么轻？没带别的？”
“带不了那么多。”
“走吧，”他说，“先回我住的地方。”
他转身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看着他佝偻的背影。
他比我矮了半个头。我记得小时候，他很高，我要仰着头才能看到他的脸。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变矮了。或者说，是我长高了。
我们坐上了一辆公交车。
车是那种两节车厢连在一起的“通道车”，中间有一段像手风琴一样的褶皱。我从没见过这种车，上车的时候愣了一下，不知道从哪里上。我爹拉了我一把，从后门上去了。
车上人很多，没有座位。我爹把编织袋放在地上，让我扶着杆子站好。他自己站在我旁边，一只手抓着吊环，一只手护着编织袋，像是在护着一样怕碎的东西。
公交车开动了。我透过车窗往外看，深圳的夜景在窗外一帧一帧地掠过。
高楼、商场、写字楼、酒店、餐厅、银行、超市——一个接一个地从眼前闪过。霓虹灯、LED屏、路灯、车灯、楼宇的轮廓灯——各种颜色的光混在一起，把夜空照得亮堂堂的。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亮的夜晚。
在落雁坳，到了晚上，除了月亮和星星，什么都看不见。伸手不见五指的黑，要打着火把才能走路。但在深圳，晚上比白天还亮。亮到不需要路灯也能看清路边的招牌。
我爹站在我旁边，一直没有说话。但我注意到，他的眼睛一直在看我。不是那种随意的打量，而是一种很用力的、想要把什么刻进脑子里的看。
他从上到下地看我——看我的脸、我的肩膀、我的手、我的鞋。目光在我的解放鞋上停了一下，又移开了。过了一会儿，他又看了一遍。像是在确认什么东西。
“瘦了。”他突然说。
声音很轻，几乎被公交车的引擎声盖住了。
我没听清：“什么？”
“我说你瘦了。”他重复了一遍，声音大了一些，但依然很低，“比去年……瘦了。”
去年。他说的是去年过年。他回了一趟家，待了三天。那三天里，我们说的话不超过二十句。他给我带了一双新鞋和一件棉袄，说是在厂里发的。我穿上棉袄，大了两号，袖子长出一截。他说“没事，还能长”。然后他就走了。
“没瘦，”我说，“还胖了点。爷爷走了之后，张婶子老给我送吃的。”
他点了点头，没有接话。
公交车在深南大道上开着。深南大道很宽，宽到我在落雁坳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宽的路。双向八车道，中间有绿化带，两边有自行车道和人行道。路中间的绿化带里种着棕榈树和鲜花，在路灯下显得格外鲜艳。
我爹又开口了。
“你爷爷……走的时候，受罪没有？”
“没有。”我说，“很安详。头天晚上还吃了一碗米饭，第二天就走了。”
“那就好。”他的声音有些发紧，“那就好。”
他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又说：“我应该回去的。”
这话说得没头没尾，但我听懂了。
“你爷爷说，不用。”我说，“他说你在外面不容易，别折腾。”
我爹没有说话。但我看到他的喉结滚动了一下，像是在咽什么东西。
公交车拐了个弯，路边的风景变了。高楼变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密密麻麻的城中村。那些楼不高，七八层的样子，但一栋挨着一栋，楼和楼之间近到可以隔着窗户握手。
“就快到了。”我爹说。
他弯下腰，把编织袋从地上拎起来，扛在肩上。编织袋不重，但他扛的时候身子歪了一下，像是肩膀使不上力。我伸手去接，他躲开了。
“我来。”
“不重，我来就行。”
“我说了我来。”
他的语气有点硬，但我听出来了，那不是凶，是……不好意思。
他不好意思让我干活。
这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在儿子面前，连让儿子帮忙拎东西都觉得不好意思。
我没有再争。跟在他后面，下了车。
黄田是典型的城中村。窄窄的巷子，两边是密密麻麻的握手楼。巷子里摆着各种小摊——卖水果的、卖烧烤的、卖炒粉的、卖手机的、卖衣服的。地上湿漉漉的，有些地方积着脏水，散发着酸臭味。头顶上是密密麻麻的电线、网线、电视线，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
我爹走在前面，扛着编织袋，穿过巷子。他的步伐很快，像是在赶路。但我注意到，他每走几步就会回头看我一眼，确认我跟上了没有。
走到一栋七层楼前面，他停了下来。
“到了。”他说。
楼门是一扇铁栅栏门，锁已经坏了，用一根铁丝别着。他把铁丝拨开，推开门，侧身让我先进去。楼道里很暗，只有一盏昏黄的声控灯，亮一下就灭了。
“小心台阶。”他说。
他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楼梯很窄，只够一个人走。墙上的白漆剥落了，露出里面的红砖。每一层的拐角处都堆着杂物——旧自行车、废纸箱、破沙发。
爬到四楼的时候，他停下来喘了口气。他把编织袋从肩上放下来，靠在墙上，弯着腰喘气。他的背弓得很厉害，像一张拉满的弓。
“爹，我来扛吧。”
“不用。”他直起腰，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不重。”
“你都喘成这样了。”
“老了。”他笑了笑，那笑容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像你，年轻。”
他把编织袋重新扛上肩，继续往上爬。
我看着他的背影，突然想起了一个画面。
我六七岁的时候，有一次发高烧，烧到四十度。爷爷不在家，去隔壁村给人看风水了。我爹背着我在山路上跑了两个小时，跑到镇上的卫生所。那时候他三十出头，背着我跑山路，气都不带喘的。
现在他爬七层楼，都要歇一次了。
到了七楼，他掏出一把钥匙，打开了一扇铁门。
铁门里面是一个铁皮房。
铁皮房是在楼顶加盖的，面积大概十来平米。墙面是铁皮的，屋顶也是铁皮的。房间里放着一张上下铺的铁架床，一张折叠桌，一把塑料椅子。地上铺着纸板箱，纸板箱上放着一个电饭煲、一个电磁炉、几个碗筷。
没有窗户。唯一的光源是一盏吊在屋顶的白炽灯，发出昏黄的光。
“你睡下铺。”我爹把编织袋放在地上，指了指下铺。
“你睡哪？”
“我睡上铺。”
他走到床边，把上铺的被子扯下来抖了抖。被子是军绿色的，很薄，边角都磨出了线头。他抖了两下，又叠好放回去。
“被子薄了点，”他说，“明天我去买床新的。”
“不用，够用了。”
“深圳的晚上凉，你刚来，不习惯。”
我没有再说话。
他从床底下拉出一个纸箱，翻了翻，找出一个枕头套和一床被单。被单是蓝色的，洗得发白，上面有几个洞。他把被单铺在下铺上，用手抹了抹，把褶皱弄平。
“将就一晚。”他说。
“嗯。”
他站在床边，看着我，欲言又止。
“你爷爷……”他终于开口了，声音很低，“走的时候……说什么了？”
我没有马上回答。
该说的，不该说的，我掂量了一下。
“他说让我来深圳找你。”
我爹愣了一下。
“找我？”他的声音有些发紧，“他……他让你来找我？”
“嗯。”
他没有再问。转过身去，走到折叠桌旁边，把电磁炉的插头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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