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裂痕加深 (第2/3页)
到了傍晚，她会在阳台上望着江面。夕阳把长江染成一条橘红色的带子，货船在江面上缓缓移动，汽笛声闷闷地传来。她会站在那里很久，吹着江风，数着念珠，直到天色完全暗下去。直到对岸渝中半岛的灯火一颗一颗亮起来，像有人在天幕上撒了一把碎金。然后陆云回来，带她出去吃饭。
他们去的是街边的小馆子。不是沈佩兰会去的那种私房菜馆，而是开在老居民楼下、塑料桌椅摆到人行道上的那种。老板认识陆云——他以前单身的时候常来。这里的菜单用粉笔写在小黑板上，挂在厨房窗口旁边。每到饭点，油烟从厨房里涌出来，混着辣椒和花椒的香气，在整条街上弥漫。
陆云点了水煮鱼，大份，加麻加辣。端上来的铁盆里全是干辣椒和花椒，红油在表面翻滚冒泡，鱼片埋在下面，上面浮着一层厚厚的红油和密密麻麻的花椒粒。尼玛第一次吃的时候被辣出了眼泪，灌了半瓶矿泉水，嘴唇肿得像涂了口红。但第二天又说还要去。她从来没吃过这种味道的东西。她说在尼泊尔，最辣的菜也比不上这里的不辣。在加德满都，她吃过最辣的东西是街边摊上的青辣椒炒土豆——那种辣是单纯的、直接的，不像重庆的辣，是一层又一层的。花椒的麻先到，然后是辣椒的辣，然后是红油的香，最后是鱼片的嫩。但她不讨厌这种辣。辣是疼的，但疼过之后整个身体都暖了。
这种日常持续了几天。然后有一天，尼玛在阳台上站得太久了。
那天陆云加班，提前打了电话说可能要晚上十点以后才能回来。斯里兰卡港口配套工程的合作方发来了一封措辞严厉的邮件，要求重新审核合同条款。他说不用等他吃饭。她说好。她挂掉电话，把手机放在茶几上，去了阳台。
四月的傍晚，江风吹在身上是凉的。她没有加衣服，只是裹紧了那件已经褪色的藏袍。江面上有货船缓缓驶过，船头的探照灯在江面上扫出一道白光。她看着江水在桥墩下打着漩涡，看着长江索道的缆车从江面上缓缓滑过——那个红色的铁盒子从南岸滑到北岸，又从北岸滑回来，像一个永不停歇的钟摆。她想起费瓦湖。费瓦湖的水是静的，船桨划过水面时涟漪一圈一圈荡开，但很快又恢复平静。长江的水是动的，永远在往前冲，没有一秒钟停下来。费瓦湖的颜色是绿的，倒映着鱼尾峰的雪顶。长江的颜色是黄的，裹挟着上游冲下来的泥沙，浑得像化不开的茶汤。费瓦湖边有白塔和经幡，长江边只有数不清的高楼和霓虹灯。
她在阳台上站到了天黑。风越来越凉，凉透了身上那件单薄的藏袍。她觉得冷，手背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了。但是她没有回去。她不想回去。客厅空荡荡的，没有陆云，没有阿姨，没有火塘，没有酥油茶。茶几上放着她的中文教材，翻到了讲中国茶叶的那一页，龙井、碧螺春、铁观音，每一种茶都配了照片。冰箱里只有昨晚剩的半盒炒饭和一袋速冻水饺。阳台上至少还有风。风是动的，和她村子里的风一样，和郎当山谷的风一样。风每吹动一次经幡，就是念了一遍经文。这里没有经幡，但风还在。风翻山越岭来到这里，带着喜马拉雅的雪的味道吹到她脸上。她闭上眼睛，试着在风里闻到柏枝和酥油的气味，但她只闻到了江水的水腥味和远处烧烤摊上的孜然味。
第二天陆云醒来时，她已经坐在床边捻了很久的念珠。她捻得比平时更快，珠子在指尖滑过的频率像在追赶什么。她的脸上浮着一层不正常的红——不是害羞，也不是热，而是发烧时特有的那种干燥的、集中在颧骨处的红色。那两团红在灯光下像两片贴上去的剪纸。她咳了两声——那种带着杂音的咳嗽，手掩着嘴，肩膀一抖一抖的。咳嗽的时候她整个人缩了一下，像一只受了凉的猫。她说没事，只是吹了风。陆云没有说话。他把手掌放在她的额头上，手背上的皮肤感受到了烫人的热度。他收回手，去拿外套。
“去医院。”他说。
“不用——”
“这次不能由你说了算。”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呼吸科在三楼。走廊里全是人——老人坐在轮椅上，膝盖上盖着薄毯；小孩被父母抱在怀里，脸上还挂着眼泪；有人在排队窗口前焦急地数着前面还有几个人；有人在吵架，声音从走廊这一头传到那一头；有人在电话里大声说方言，大概是跟老家的亲戚汇报病情。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和药片混合的气味，还有一股隐隐约约的、从热水房里飘出来的潮湿的热气。墙上贴着“禁止吸烟”的标志，但角落里还是有人偷偷按了打火机，被护士远远地喝止了。
尼玛坐在走廊的塑料椅上，看着陆云在挂号窗口前排队。他穿着西装，在一群穿病号服和家常服的人中间显得格格不入。旁边一个穿花棉袄的老太太戳了戳他的手臂，问他是几号。他说了号码，老太太说，那你排我前面，我不急。他道了谢，继续等。他握着她的手，手心里的温度比平时高。不是他发烧了，是她太烫了。
候诊等了将近一个小时。叫号屏幕上的红色数字一格一格地跳，跳得极慢。每个病人进去都要十几分钟才出来，有的是被家属搀着出来的，有的是自己推着输液架出来的。尼玛靠在塑料椅上，闭着眼睛捻念珠。那颗最亮的珠子在她拇指和食指之间反复滑过。
医生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头发花白，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白大褂的口袋里插着两支笔——一支蓝黑，一支红色。他说话声音不大但很快，每个字都像是早就说过了无数遍。他用听诊器听了尼玛的前胸和后背，冰凉的听诊头贴上皮肤时尼玛缩了一下肩膀。又看了CT片子——片子夹在灯箱上，黑白灰三色交织，肺部的阴影像一片模糊的云，靠近气管的位置有一小块颜色比周围更浅。医生坐下来，在病历上写了几行字。字迹潦草，除了药房的人大概谁也看不懂。
“她肺里有旧伤。”医生说，抬起目光看了陆云一眼，“大概多久了？”
“地震的时候。”尼玛说，“被压了十个小时。”
“十个小时。”医生重复了一遍这个数字，用手指推了推眼镜，“十个小时的压迫，对肺部的损伤是慢性的。不是一下子就发作，而是慢慢来。平时可能只是咳嗽，偶尔胸闷。但受了凉、吸了冷空气、或者抵抗力下降的时候，就会加重。”
他翻了翻CT片，指着一个不太明显的阴影区域。“这里。纤维化的迹象。面积不大，但位置不太好——靠近支气管。感冒、受凉、或者情绪不好，都会让这里的炎症反复发作。你最近是不是休息得不太好？压力大不大？”
尼玛没有说话。她的手指在念珠上停了一下。
“她的肺，”陆云的声音有些紧，“能治吗？”
“慢性病，没有能‘治好’的。只能控制。控制好了，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控制不好，会越来越重。”医生合上病历，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又重新戴上，“我给你开几种药。每天按时吃，不能断。注意保暖，尤其是颈部以下——江边的风不要多吹。少去空气不好的地方——重庆这边的雾霾天，最好戴口罩。还有，”他停下来，看了尼玛一眼，“心情要保持平稳。情绪大起大落，对肺不好。你这个情况，最怕的不是冷，是心事。心事重的人，肺里的伤好得最慢。那些一辈子不顺心的人，肺上的毛病永远好不了——不是说他们不按时吃药，是心里有东西堵着。你得学会放。不是放给别人，是放给自己。”
从医院出来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他们站在医院门口，手里拎着一袋子药。雾霾把城市的灯火裹成了一团团模糊的光晕，远处的长江大桥隐没在一片灰蒙蒙里。尼玛把药袋抱在胸前，低头看着自己手腕上的念珠和红绳。药袋里装着三盒不同的药——一盒消炎的，一盒止咳的，一盒是吸入式的喷雾剂。陆云把她拉过来，让她的头靠在自己肩上。
“心情要保持平稳。”他重复了一遍医生的话。
“我知道。”
“你能做到吗？”
她没有回答。她只是把头靠在他肩上，闭上眼睛。她的呼吸声里还是带着那种杂音——风穿过狭窄的峡谷。药物可以让杂音轻一些，但药物不能让峡谷变宽。医生说的那些话，她都听进去了。但有些事不是靠“放”就能放下的。她从小就知道怎么放下——念经放走恐惧，捻珠放走杂念，织毯子放走孤独。但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需要她放下的东西不是在她心里，是在她身边。是她每天醒来看到的第一个人。是她在和平塔的月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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