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两岁明句读、三岁读经典 (第3/3页)
好，今文经体系内的这两家都是把春秋经当作政治纲领来看的，唯有左传是把春秋经当作历史政治教材来看的。
而从根本上来说，袁树本人也更加认同春秋经的历史政治教材属性。
公羊传的学者们普遍认为春秋经是孔子晚年表述自己心志、统合一生全部政治观念的作品，是孔子一生思想的精华，却偏偏不怎么在意它的历史属性。
袁树看来看去，只从春秋经里看到了大大的“春秋笔法”四个字，实在看不出来多少政治纲领的意味。
甚至是公羊传本身，倒也没有把政治纲领的意味上升到国家层次，更多的则是表述公羊高自己内心中的那个孔子的形象。
直到董仲舒这位超级大佬携带着他的巨著《春秋繁露》横空出世，对公羊传做了另类解读，儒家学派的正式治国纲领才逐渐成型。
董仲舒在对公羊传的解读层面堪称是肯尼迪坐敞篷车——脑洞大开。
不管是不是孔子的意思，只要符合当时儒家学派的利益，董仲舒总能找到诡异的角度将其与孔子联系在一起，硬生生把公羊传整成了一个超级缝合怪。
对此，孔子都只能摊开双手表示无奈——我都死了，我说什么还不是你们说了算？
我受限于各种时代限制，无法明白的表述自己的意思，只能隐晦的意有所指，偷偷的骂一下不能明目张胆骂的人。
结果居然被你们理解成了治国安邦的政治体系……
真是不得不服后人的政治智慧。
但从这个角度来说，袁树也不认为公羊传就真的没有什么价值。
虽然董仲舒之后的公羊派儒家学子们解读春秋经的角度很离谱，但是它真的超脱了儒家经典的局限性，拿出了一套正儿八经的可供统治者操作的政治纲领，给儒家学派这个老古董注入了新鲜血液。
董仲舒大兴公羊传之前，儒家学派其实根本没有真正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实操过。
孔子号称学究天人，弟子三千，周游列国，可他本人到头来也只做了三个月鲁国的太宰，他的门人们吹捧这三个月的治理之后，便是“鲁国大治”。
但是细细想来，三个月的时间，庄稼都长不出来一茬儿，一个国家真就改头换面了？
总体来说，诸子百家之中，法家学派实操过政治，道家学派也实操过政治，甚至墨家学派都深度介入过政治，这几家都比儒家学派更有说服力。
但是儒家学派幸运就幸运在出了一个董仲舒，董仲舒又找到了关键的破局之点——公羊传，从而带领儒家完成了自我革命。
而在西汉前期的学术圈子里，其他学派都在啃老本，混吃等死，并没有把实操之后出现问题的学术体系进行变革。
唯有儒家学派做出了如此深刻的自我变革，大跨步跟上了时代的进程。
所以董仲舒和公羊传可以说是儒家学派能够在那个历史节点战胜诸子百家、成为最后胜利者的关键因素。
事实上，公羊传在自宫之前还有过“天囚”这种小母牛坐飞机一般的理论。
也就是认为天子是天的囚徒，对天子和天的地位做了劲爆的结论，硬生生往皇帝的脑袋上悬了一把剑，稍有不慎直接怼，很是震撼人心。
如果这一理论得以巩固，历史绝对会走向不同的方向。
可惜，学者们终究是扛不住钢刀的锋利，在淫威之下自宫，走上了谶纬化的道路，今文经学由公羊学大兴而兴盛，也注定由此而衰落。
然而为了获得官学地位而更加向统治者靠拢、献媚的古文经学体系在袁树看来并没有比今文经学更优秀。
如果说眼下的今文经学是恶霸，那古文经学就是流氓。
二者之间互相争斗并没有带来学术上的进步和辉煌，反而进一步催生了魏晋玄学这种荒诞的玩意儿。
所以在袁树看来，谶纬化、繁琐化的二者，都是没有未来的。
这是袁树在博览群书之后得出的感悟。
并且由此，他进一步产生了“修正思想、统合意志”的初步想法。
干翻这个吃人的世界，推翻旧的秩序，并不难，有直接可以拿来用的方法——兵强马壮。
但是干翻旧世界之后，总是要拿出一个新的秩序来重塑社会，否则只是为了干翻旧世界而干翻旧世界，那和流寇有什么区别？
新的秩序，需要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来塑造，而新的思想体系，就需要领导者自己创造、提出、得到认可，然后付诸实践。
就当时的袁树来看，今文经学体系和古文经学体系都不足以成就一个新的思想体系。
新的思想体系必须要超脱其中，但又不能完全与之割裂，不能脱离这片土地的“气”，要接地气。
袁树主动提出想要向马融学习古文经典，本身就是为了这一行动做准备。
对于未来的新思想新秩序，袁树隐隐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不过这些想法还需要高德大儒的承认与背书，光他自己一个小孩子肯定是无法成事的。
所以他要成为这个时代最牛逼的学者马融的高足弟子，要获得接近郑玄乃至于超过郑玄的名望和地位，由此获得学术界的地位，成为一位大佬。
成为学术思想界的大佬之后，再搭配袁氏家族本身的社会能量积攒，他就有充足的余裕去实践他的新思想新秩序了。
然后，得出成果。
然后，进一步完善理论、广泛宣讲。
再然后……
哼哼……
袁术只要安心的当冢中枯骨就可以。
他袁树要考虑的就很多了。
所以为了不去成为那个“冢中枯骨”，临死前连一杯蜜水都喝不上，袁树决定奋发图强，积极向上，恶狠狠的搞事情，把这个时代搞得天翻地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