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3章 阿拉伯学问 (第1/3页)
当洛阳的“波斯寺”还在夯土筑基，法兰克僧侣们还在为翻译经文、适应唐地而绞尽脑汁时，另一股更为浩大、更为系统，也更为实用的知识洪流，正悄然通过古老的丝绸之路与新兴的南海商道，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涌入大唐帝国的肌体。这股洪流的源头，并非来自刚刚接触、尚显“蛮荒”的欧罗巴，而是来自西方那个正在急速崛起、文明璀璨的庞然大物——大食，即阿拉伯阿拔斯王朝。而这一次，知识本身，而非宗教或政治使团，成为了绝对的主角。
阿拔斯王朝建立后，尤其是哈里发哈伦·拉希德和马蒙时期，在巴格达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百年翻译运动”。哈里发和贵族们以惊人的热情与财力，赞助学者、翻译家，系统地搜集、翻译、研究古希腊、波斯、印度乃至中国的科学、哲学、医学著作。智慧宫（Bayt al-Hikma）成为世界的知识殿堂，来自不同民族、信仰的学者汇聚一堂，将人类文明的精华融汇成阿拉伯语。而今，这些凝结着人类智慧的成果，正随着大食商人的驼队、使者的船舶、甚至作为战利品或礼物，流向东方。
与法兰克使团带来的、还需仔细甄别甚至带有传教目的的知识不同，阿拉伯学问的输入，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实用性和系统性。它们大多不是以宗教经典的形式，而是以专门的科学著作、医学典籍、天文图表、数学手册的面貌出现。更重要的是，沟通的桥梁早已存在：长期活跃于丝路之上的粟特商人、波斯侨民，以及一些因各种原因流寓或受雇于唐廷的大食学者、医师，他们通晓双方语言，自身往往就具备一定的科学或医学素养，成为了知识传播最理想的媒介。
李瑾设立的“异域文献馆”，在收集、整理法兰克使团带来的有限资料时，几乎同时，也迎来了来自大食方向的、更为汹涌的知识浪潮。主持其事的，是一位名叫李素的官员。他并非粟特或波斯人，而是汉人，但其祖父曾在安西都护府任职，父亲是往来西域的巨商，他本人自幼便对西域语言、风物极感兴趣，通晓粟特语、初步掌握大食语，且对算学、天文有相当造诣。李瑾不拘一格，破格将他从鸿胪寺的一个低阶译语提拔上来，负责“异域文献馆”的日常运作。
李素的工作热情被彻底点燃了。他利用家族在丝路商道的人脉，重金悬赏，通过粟特和大食商人，大量收购来自巴格达、大马士革、开罗等地的书籍抄本。同时，他也积极寻访旅居两京的大食学者和医师。很快，一批批用阿拉伯文书写的、或已经过初步翻译（多为粟特文或波斯文转译）的羊皮卷、纸草卷、甚至珍贵的纸质抄本，被小心翼翼地运抵文献馆，开始了紧张的整理、翻译和摘录工作。
永昌九年春，一份由李素亲自整理、并附有初步汉文译稿和内容摘要的长篇奏报，连同几大箱沉重的书卷，被呈送到了东宫，旋即又由李瑾转呈至武则天御前。这份奏报，如同打开了一扇通往全新知识宝库的大门，其内容之丰富、体系之新颖，令见多识广的武则天和李瑾都深感震撼。
首先是天文与历算。 除了法兰克僧侣提及的、基于托勒密体系的星表（阿拉伯人保存并发展了古希腊天文学），文献馆获得了一套更完整的阿拉伯天文著作，包括《信德欣德天文表》（Zij al-Sindhind，融合印度和希腊天文学）的译本，以及一些描述星盘（astrolabe）制作与使用、象限仪观测方法的详细手册。更令人惊异的是其中关于行星运行的观测数据、日月食预测的精密度，以及对恒星位置的修订，都显示出了超越当时唐人传统《大衍历》、《麟德历》的某些细节。司天监（太史局）的官员被紧急召来参与译校，一位老博士在初步研读了部分图表后，颤抖着对李瑾说：“殿下，此夷人测算五星行度、交食时刻之法，确有其独到精密之处，尤其这星盘运用之妙，可补我浑仪观测之不足！”
其次是数学。 除了早已通过印度传入的阿拉伯数字（此时在唐代数学著作中已有零星使用，但未普及）和“0”的概念被更系统地介绍外，更重要的是，一批关于代数学（al-Jabr，来自花拉子米著作）、三角学（源于古希腊，经阿拉伯学者发展）、几何学（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阿拉伯文译本及注释）的著作被引入。其中，花拉子米《代数学》中系统解决一次、二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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