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4章 瑾辨有用之学 (第3/3页)
深究，是我之理未尽，还是其说片面？可存异求同，并行探讨。最终目的，是以我为主，化外来之学，丰富我学体系，而非被其替代。 譬如医药，可设‘夷术验证所’，将大食外科之法，在我医理指导下，谨慎试用，积累病例，总结经验，终将化入我中华医术之中，而非另立门户。”
“其三，严辨本末，固我根基。 诸公所忧‘习其技而浸其心’，乃至动摇根本，此实为金玉良言。我华夏立国之本，在于圣人之教，在于伦理纲常，在于忠孝仁义。 此乃万世不易之根基，绝不可动摇。故对于外来学问中，涉及人伦道德、天道性命、政教根本之说，当以我为主，严加辨析。凡有悖逆，坚决摈弃，并需在译介、讲授时，明确指出其谬，申明我正道。 可于文献馆下设‘义理勘校厅’，专司此类审查。译书必附按语，讲学必先正本。”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继续道：“其四，分而治之，各得其所。 可将外来学问，大致分为三类：一曰‘技艺之用’，如工巧、算法、部分医药技术，可直取之，广用之；二曰‘自然之知’，如天文、地理、博物、部分医理，可验证之，化用之，存疑处可并存之，留待后人；三曰‘义理之说’，如夷教根本、宇宙本源（与其宗教紧密相关的部分）、异域伦理，则需警惕之，辨析之，必要时批驳之，严防其淆乱视听。”
“其五，译介有方，引导有序。 翻译之事，首重准确，尤忌以讹传讹。当集中通才，统一术语。所译之书，并非全数刊行，流布天下。可先出‘内参本’，供有司、专学之士研习；择其确实有用、无害根本者，精心编撰，出‘普及本’，供官学、书院有限传授；其高深或有争议者，则存于馆中，以备查考。总之，学问之引进，当如大禹治水，在疏不在堵，在导不在湮。 开渠道以纳百川，筑堤防以定主流，澄清泥沙，取其清流，方能灌溉我华夏沃土，而不致泛滥成灾。”
李瑾一番话，条分缕析，既有原则高度，又有具体方法，既展现了开放胸襟，又恪守了文化主体性，可谓深思熟虑。在座诸人，无论原先持何种意见，闻言都不禁点头。太医署令觉得有了临床验证的保障，心下稍安；司天监监正认可“取其术、从其道”的思路；算学博士和将作监大匠对“重实用”深以为然；两位儒臣见太子如此强调“固本”，并提出了具体的防范措施，忧虑也减轻了大半。
李素更是振奋，太子的方略为他接下来的工作指明了清晰道路。“殿下所虑周详，臣等必当遵行。当务之急，是依此准则，对已译、待译之书，进行系统分类、勘校、注释。”
“好。”李瑾颔首，“此事便由你总揽，诸司协理。可拟一详细条陈，奏明母后，以为定例。此外，可从国子监、太医署、将作监选拔聪颖年轻子弟，入馆学习夷语、夷技， 并令其同时精研我华夏经典、术业。我们要培养的，是既通晓外情，又深植根本，既能取人之长，又能为我所用的博通之士，而非只知夷技、不闻大道之匠人。”
一场关于如何面对外来知识浪潮的高层讨论就此定调。李瑾提出的“重实用、验实效、化我用、固根本、严辨析、分层次、有引导”的原则，成为“异域文献馆”乃至整个朝廷对待外来学问的基本方针。这并非简单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是晚清的概念），而是在大唐鼎盛时期，基于强大文化自信的一种主动的、有选择的、以我为主的吸收和融合策略。
此后，文献馆的工作更加有条不紊。天文观测对比实验持续进行，新的外科技术在严格监督下于病坊中谨慎尝试，改良的算学符号开始在户部、工部的计算中试点应用，蒸馏器等新式器具在将作监的作坊里被反复仿制和改进……而所有译介的书籍，在涉及根本义理处，都加上了勘校者的按语，或阐释中土观点，或指出其与华夏圣道的差异。
苏琬在记录此事时，写下了这样的评语：“太子殿下辨有用之术，其要在明体用、辨本末、验虚实。不拒新奇，而务求实效；不塞源流，而谨防浸淫。此非徒为技艺之取，实为文明立心之深虑。学问如江河，开放胸襟以纳之，坚定堤防以导之，方能成其大，而不失其道。殿下今日所定之规，或为后世处理华夷学问交涉之圭臬。”
李瑾站在文献馆的阁楼上，望着楼下忙碌穿梭的学者、译人、工匠，心中并无多少自得，反而感到责任更重。他知道，打开这扇门，引入的不仅是知识，更是变化的风潮。他能做的，是尽力把握好方向，让这风潮吹动大唐这艘巨舰的风帆，助其行稳致远，而非使其偏离航向，甚至倾覆。前路漫漫，甄别、吸收、融合的进程才刚刚开始，而他，必须保持最清醒的头脑和最审慎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