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纸上的骨 (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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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林征又停住了。
他想起了在沈阳见过的那个老人，张二狗的堂侄孙。
想起了老人说的话：“我父亲说，打仗的时候，最怕的不是死，是不知道为啥死。”
李振良知道为啥死。
他是为信念而死。
这比糊里糊涂地死，更悲壮，也更残忍。
因为知道自己为什么死，意味着知道自己放弃了什么——放弃了青春，放弃了学业，放弃了未来，放弃了所有可能性。
但李振良还是选择了死。
因为有些东西，比活着更重要。
林征继续写。
写赵铁山。
这一次，文字变得粗粝，有力，像刀砍在骨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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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世：喜峰口的刀
1933年3月11日，夜9时22分，长城喜峰口
赵铁山二十五岁，沧州人，世代习武。
他参军不是为了信念，是为了报仇。
1932年，鬼子扫荡了他的村子，杀了他的爹，奸污了他的妹妹。妹妹投井自尽，娘哭瞎了眼睛。
参军那天，他跪在祖传的大刀前，发誓：“不砍够十个鬼子，不回家。”
在喜峰口的雪夜里，他砍了八个。
刀刃卷了，虎口裂了，血糊了一身。
但还不够。
还差两个。
鬼子围上来，刺刀如林。
赵铁山拄着刀，喘着粗气，看着那些逼近的敌人。
他突然笑了。
笑得像个疯子。
然后他举起刀，最后一次冲锋。
临死前，他对躲在岩石后面的战友喊：
“告诉我娘……铁山没给她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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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完赵铁山，林征的手在颤抖。
不是悲伤的颤抖，是愤怒的颤抖。
为赵铁山的仇恨颤抖，为那个时代的残酷颤抖，为所有被战争逼成野兽的人颤抖。
但他不能只写愤怒。
还要写……温柔。
于是他写陈树生。
文字变得温和，细腻，像春风拂过麦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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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世：太行山的种子
1937年10月22日，夜9时08分，山西五台山
陈树生二十二岁，太原人，师范学校毕业。
他参军不是为了报仇，是为了保护。
保护那些比他更弱小的生命——老人，妇女，孩子。
在太行山的山村里，他教孩子们认字。五个字：中国、八路军。
最小的女孩叫丫丫，六岁，学得最认真。
鬼子扫荡那天，他带着丫丫和几个孩子转移。追兵来了，他把丫丫藏进灌木丛，自己站在外面。
鬼子围上来，喊：“投降！不杀！”
陈树生笑了，用最标准的普通话回答：
“我是中国人。”
然后他举起一根树枝，像举着一杆枪。
枪响了。
他倒下去，血染红了太行山的土地。
临死前，他对着灌木丛里的丫丫，做了个口型：
“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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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林征终于放声大哭。
哭得像个孩子。
为陈树生的温柔哭，为那个“活下去”的口型哭，为所有在战争中依然保持着人性光辉的人哭。
他哭，不是因为他软弱。
是因为他看到了——在那样黑暗的时代，依然有人性在闪光。
依然有人愿意用生命，去保护另一个生命。
这比任何英雄主义都更动人。
哭够了，他擦干眼泪，继续写。
写王石头，文字变得沉重，压抑，像洪水漫过胸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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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世：黄河的泥
1938年6月10日，凌晨4时15分，河南郑州郊外
王石头十九岁，中牟县人，农民。
他死得最冤。
不是死在鬼子手里，是死在自己人制造的洪水里。
黄河决堤，八十九万人淹死。
他是其中一个。
死前，他抱着弟弟的尸体，在洪水里漂了一天一夜。
弟弟早就没气了，身体冰凉，浮肿。
但他还是抱着，不松手。
因为一松手，弟弟就真的没了。
最后的时刻，他仰面朝天，看着灰色的天空，喃喃道：
“家……俺的家……”
然后，他和弟弟一起沉入水底。
没有遗言。
只有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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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王石头时，林征几乎写不下去。
太沉重了。
沉重得让人窒息。
但他必须写。
因为这是历史的一部分——战争不仅仅是战场上的拼杀，还有战场外的苦难，还有普通人承受的无妄之灾。
写完王石头，天已经亮了。
窗帘缝隙透进微光，照在屏幕上。
林征站起来，拉开窗帘。
五月的北京清晨，天空是淡蓝色的，有鸽子飞过，留下一串咕咕的叫声。
楼下有晨练的老人，有上学的孩子，有赶早班的年轻人。
一切都那么正常，那么和平。
而他刚刚在文字里，经历了五场死亡。
他走到洗手间，用冷水洗了把脸。
镜子里的人，眼眶深陷，脸色苍白，像个鬼。
但他觉得，自己比任何时候都清醒。
因为他终于明白了——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不是为名为利。
不是为了完成什么任务。
是为了……赎罪。
为那些死去的人赎罪，为那些被遗忘的人赎罪，为所有享受着和平却忘记了代价的人赎罪。
也包括他自己。
他回到电脑前，继续写。
写周文彬，文字变得克制，冷静，像校对员在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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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世：重庆的洞
1940年8月20日，凌晨1时45分，重庆较场口大隧道
周文彬三十四岁，重庆人，报社校对员。
他死得最憋屈。
不是死在战场上，是死在防空洞里，死在自己修建的安全设施里。
窒息。
缺氧。
黑暗。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对七岁的女儿说：
“好好读书，把今天的事写下来。”
然后，他的手松开了。
女儿活了下来。
带着那句话，活了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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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周文彬时，林征用的是周敏老人给的那支笔。
笔尖划过纸张，发出沙沙的声音，像在低语。
写完周文彬，他换了一支笔——南京老人给的那支旧钢笔。
写***。
文字变得冰冷，残酷，像手术刀在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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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世：731的标本
1941年12月4日，凌晨2时15分，哈尔滨平房区
他没有名字，只有编号：47。
真名叫***，二十岁，沈阳人，在街头被抓，送进731部队。
在那里，他不是人，是“马路大”——实验材料。
注射，解剖，冻伤，细菌，毒气……
经历了二十七天的折磨，他终于要死了。
临死前，他对着铁门，用尽最后的力气说：
“我叫***……我爹叫刘富贵……我娘叫王秀英……我有个妹妹……叫小娥……”
他说得很慢，很清晰。
像是在向这个世界证明：我曾经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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