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寰宇证伪 第七章：西方学术界的分裂 (第2/3页)
’‘古罗马’拥有如此辉煌的文明，但其留下的、可供大规模分析的日常生活废弃物（陶片、骨器、冶炼渣、农作物遗存）的堆积规模和系统性与同时期的秦汉帝国相比，存在数量级上的差异？尤其是在一些被认为是‘中心城市’的遗址。我们以往用‘保存条件不同’、‘发掘不充分’解释。但......如果放在全球视野下对比，这确实是个需要正视的疑问。不是要否定整个古典文明，而是我们的考古解释模型，是否需要纳入更多变量？比如，文献记载的‘辉煌’与考古揭示的‘物质基础’之间，是否需要更审慎的校准？”
“大卫，连你也......”施密特教授难以置信地看着艾博特。
“我不是倒向华夏叙事，”艾博特冷静地说，“我是认为，他们的质疑，迫使我们必须进行一场彻底的、痛苦的学术自查。不是毁掉大厦，而是检查地基的每一块砖石是否都如我们以为的那样坚实。这工作本该由我们自己主动做，现在却被外力推动，是有些尴尬，但未必是坏事。”
柯林斯教授听着同事们的争论，脑海中却浮现出杭州研讨会上，那位华夏学者唐先生平静而坚定的眼神，以及他展示的关于韩愈原文被元清两代篡改的详尽文本流变图谱。那种对文字细节的执着考据，那种对历史叙事被权力扭曲的敏感，恰恰是西方“语文学”（Philology）最引以为傲的传统。如今，同样的方法被用来审视他们自己的历史，这种感觉极其复杂。
“我想，我们面临的不只是具体证据的挑战，”柯林斯缓缓说道，“而是一种范式（Paradigm）的潜在转移。长久以来，我们的文明叙事是一个‘从古希腊罗马，到黑暗中世纪，再到文艺复兴和现代科学崛起’的线性进步故事。这个故事赋予了欧洲中心地位，也为现代性提供了合法性来源。而现在，有人从外部提出：这条线的某些关键环节，可能嵌入了来自其他文明的‘预制件’，甚至整个线性叙事本身，可能掩盖了更复杂的、多中心的文明互动图景。这动摇的不是几个历史事实，而是我们理解自身和世界的基本框架。”
他顿了顿，看向勒克莱尔和艾博特：“索菲，大卫，我理解你们追求真相的学术本能。但在学院之外，在公众领域，在政治层面，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西方文明独特性和优越性叙事的削弱。那些政客、媒体、还有我们的一些同行，他们不会像我们这样坐在这里冷静讨论。他们会将任何对传统叙事的修正，都视为对西方文明本身的攻击，是‘文化投降’。压力会从四面八方而来，经费、出版、职称、学术声誉......我们每个人，可能很快就要做出选择：是坚持我们认为更接近真相的探索，哪怕它令人不安；还是退回安全的传统堡垒，即使知道那里有些裂缝？”
休息室窗外，剑桥深秋的细雨开始飘洒，打湿了古老的庭院石板。炉火的光映在几位学者脸上，明明灭灭，映照出他们内心的挣扎与抉择。
分裂，已经在最核心的学术堡垒内部，悄然滋生。一股新的暗流——“修正学派”或“求真派”——在证据的压力和求知的良知驱动下，正尝试突破“传统捍卫派”构筑的认知高墙。这场发生在象牙塔深处的思想地震，其震波终将传递到整个西方知识界，并不可避免地与华夏掀起的文明证伪浪潮发生碰撞与交融。
历史的解释权之争，从未如此直接地摆在每一位亲历者的面前。
【历史闪回线】
15世纪中叶，意大利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图书馆。
阳光透过彩色玻璃窗，在布满灰尘的空气中投下斑驳的光影。年轻的学者马尔西利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正激动地翻阅着一批刚刚从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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