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神器归宗 第二章：法理与情理的拉锯 (第2/3页)
；红色颜料中的朱砂成分，含有甘肃特有矿脉的杂质特征；更重要的是，通过超高分辨率扫描和笔触压力模拟，我们发现画作右下角一处曾被污渍遮盖的极小汉字题记残痕，经数字复原和笔迹比对，与敦煌遗书中已知的一位晚唐画匠署名风格高度相似。这些，构成了无可辩驳的‘文物DNA’证据链，将它们的出身、工艺、甚至可能的创作者，牢牢锚定在中国唐代的特定时空。”
全息影像中，复杂的数据流、对比图、匹配度百分比清晰呈现，如同科学法庭上的铁证。法方几位研究员下意识地前倾身体，仔细观看，眼中流露出惊叹与复杂的神色。这种精细到微观和笔触层面的“身份认证”技术，他们前所未见。
“这些科学证据表明，”周明轩接过话头，“它们不是无主的、漂浮的‘人类共同遗产’，而是有着清晰、唯一、不可替代的文化根源和身份归属。它们在贵馆得到保护和研究，我们表示感谢，但这不能成为拒绝其回归真正家园的理由。相反，它们的回归，将使相关研究能够在最完整的文化语境下展开，这对全世界的学术而言，不是损失，而是增益。”
他随即提出了中方的具体方案：“基于‘文明共享’理念，我们提议：第一，贵馆正式承认我方对这十二件文物的所有权；第二，以‘长期出借’形式，分三批在两年内完成物理移交；第三，移交后，我方将立即提供最高规格的‘数字孪生体’及全部现有研究资料，供贵馆永久免费使用和展示；第四，双方建立联合研究团队，对回归文物进行深度合作研究，成果共享；第五，以此为契机，缔结中长期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合**议。”
这是一个既坚持原则又富有弹性的方案，既包含了法律上的确权和物理回归的核心诉求，又通过数字共享和合作研究，照顾了法方在学术和公众展示方面的利益，试图将“零和博弈”转化为“共生多赢”。
会议室陷入了短暂的沉默。法方代表低声交换意见。馆长的手指无意识地点着桌面。他能感受到中方准备的充分——不仅有法律和历史依据，更有尖端科技提供的“硬证据”，以及一套看似平衡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压力不仅来自谈判桌对面，也来自博物馆内部一部分主张顺应国际道义趋势的研究员，以及法国社会内部日益增长的、要求正视殖民历史的声音。
然而，阻力依然巨大。博物馆董事会里保守派的反对、某些政治力量的掣肘、乃至“国宝”流失可能引发的国内舆论反弹，都是需要考虑的现实。
“贵方的方案……具有建设性。”馆长最终缓缓开口，措辞谨慎，“我们需要时间，进行更深入的内部评估，并与相关部门协调。这涉及复杂的法律程序、公众沟通以及……情感考量。但我可以承诺，吉美博物馆将以最大的诚意，推进这一进程。”
首轮实质性谈判，在未达成具体协议、但确立了继续磋商框架的情况下结束。这已是来之不易的进展。走出会议室，周明轩对随行的科学家低声道：“‘文物基因图谱’立了大功。科学，有时候比千言万语更有力。”
与此同时，在巴黎另一处安全屋内，赵海川听取了关于谈判进展的汇报，但他的注意力更多放在另一份简报上：“监测到，近期有不明身份人员，通过多重代理，频繁查询吉美博物馆库藏中几件‘来源特殊、描述怪异’的东方器物档案，包括一件标注为‘疑似祭祀用不明金属构件’和另一件‘带有非标准星象刻痕的玉圭’。查询者似乎对文物的‘异常物理描述’部分格外感兴趣。已启动追踪。”
“貂蝉”的阴影，似乎并未远离，反而随着“重光工程”的推进，在一些意想不到的角落悄然浮现。
【历史闪回线】
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甘肃敦煌，莫高窟。
伯希和离开后不久，又一个身影出现在了王圆箓道士面前。此人中等身材，穿着半中半西的便装，自称是来自日本的“佛学研究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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