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神器归宗 第二章：法理与情理的拉锯 (第1/3页)
【现代推进线】
2039年3月，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特别会议室。
空气中弥漫着咖啡的微苦与旧书籍的淡淡气味，但掩盖不住那份无形的张力。椭圆形的会议桌两侧，中法双方的谈判代表相对而坐。中方代表团以***副部长、资深外交官为首，成员包括国际法专家、文物鉴定首席科学家（由“文明复兴研究院”选派）、以及翻译和记录人员。法方则以***高级官员、吉美博物馆馆长、法律顾问及部分资深研究员出席。
会议已进行到第三天。议题聚焦于吉美博物馆同意“考虑归还”的首批十二件文物的具体清单、法律依据、归还方式及后续合作框架。这十二件文物，均来自八国联军侵华时期及此后至20世纪初的非常渠道，包括敦煌绢画、青铜器、陶瓷和玉器，每一件都堪称国宝。
“我方重申，”中方首席谈判代表，***副部长周明轩语气平和却坚定，“根据贵我双方共同认可的1970年UNESCO公约精神，以及大量确凿的历史档案证据——包括贵馆早期入藏记录中标注的‘来自北京远征’（Provenant de l'Expédition de Pékin）、部分掠夺者日记、以及当时西方媒体的报道——这十二件文物的取得，与1900年的武装冲突及非正常状态下的交易直接相关，其来源的非法性毋庸置疑。公约明确规定，此类因战争等原因非法出口的文物，原属国有权要求返还。”
法方馆长，一位头发银白、气质儒雅但眼神锐利的老者，轻轻推了推眼镜：“副部长先生，我们理解贵国对于这些文化遗产的情感。吉美博物馆作为一家公共文化机构，始终致力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并愿意在促进文明对话方面做出努力。然而，我们必须考虑法律的实际操作性和复杂性。首先，1970年公约对生效前的行为追溯力存在争议；其次，部分文物的流转链条在早期可能存在‘善意取得’的环节；再者，根据法国国内法，博物馆藏品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处置程序极其严格。”
他顿了顿，指向桌上摊开的几份文件：“更重要的是，这些文物在过去的百余年里，得到了我馆最精心的保护、研究和展示，使其价值为全世界所知。它们不仅是中国的遗产，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简单的‘物归原主’，是否是最佳选择？是否可能削弱其作为文明交流桥梁的作用？”
这是典型的“保管论”和“人类共同遗产论”话术。中方代表团早有准备。
“馆长先生，”周明轩不疾不徐地回应，“我们赞赏吉美博物馆在文物保护方面所做的努力。但保护行为本身，不能改变文物最初被非法剥夺的事实，也不能取代合法所有者行使权利。正如一个人妥善保管了他人失窃的传家宝，这份善意值得感谢，但宝物的所有权并不因此转移。”
他示意随行的文物鉴定科学家展示证据。科学家打开特制的平板电脑，通过无线投影，将一组高清三维图像和数据图表投射到会议室中央的全息区域。图像正是那十二件文物中，一件唐代鎏金铜佛像和一幅敦煌《引路菩萨》绢画的超精细扫描模型。
“借助我国最新的‘文物基因图谱’技术，我们对这两件文物进行了无损微观分析与材料溯源。”科学家开始讲解，声音清晰冷静，“对于这尊铜佛，我们通过其合金成分的微量元素‘指纹’，精确匹配了唐代宫廷作坊特定时期、特定矿源的原料特征数据库，其数据与我国陕西何家村出土的唐代窖藏金银器高度吻合。同时，佛像莲座底部一处极隐蔽的磨损痕迹，经三维形态比对，与故宫博物院所藏另一件同期佛像的供奉底座凸起完全对应，证明它们曾长期陈列于同一组佛龛。”
他切换画面，展示绢画：“这幅《引路菩萨》，我们分析了其绢丝织造工艺、颜料层序及底层墨线笔触的动力学特征。织造工艺参数与敦煌藏经洞同期其他已知产地绢画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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