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神器归宗 第五章：巴黎的曙光 (第3/3页)
弦纹瓶，南宋（12-13世纪）。来源：购自北京古董商卢芹斋（C.T. Loo），据称原为清宫收藏。状态：完好。备注：釉色典型，具重要研究价值，补充我馆宋代陶瓷收藏序列。”
登记完毕，他示意助手将花瓶送往库房。接着，他又打开另一个较小的箱子，里面是几卷书画。他展开其中一幅，是一幅明代浙派画家的山水立轴，笔力雄健，但保存状况不佳，有多处破损和霉点。“这个需要尽快送修复室，”他对助手说，“东方绘画的修复和我们欧洲油画不同，需要专门的技艺。好在我们现在有从中国请来的工匠……虽然他们未必理解这些画作的真正艺术价值，但手艺还行。”
他的话语中，不经意间流露出那种当时普遍存在于西方东方学家中的心态：他们是这些东方艺术“真正”的鉴赏者和拯救者，而原产地的工匠或学者，往往被视为技术执行者或提供原始材料的“当地人”。
这时，博物馆的另一位资深研究员，埃马纽埃尔-爱德华·沙畹（Édouard Chavannes，法国著名汉学家）走了过来。沙畹年纪较长，学术声誉更高，对中国的态度也相对更加复杂和带有一定敬意。
“佩利奥，新到的货色？” 沙畹看着桌上的书画。
“是的，教授。一批不错的东西，虽然品相参差不齐。”
沙畹拿起那幅山水画看了看，又看了看登记册，微微皱眉：“卢芹斋……这个人，生意做得很大。很多东西来路未必那么清晰。我们要尽可能记录来源，为了学术，也为了……嗯，后世可能的考据。” 他话没有说完，但佩利奥明白他的意思。沙畹对当时中国文物流失的速度和方式，内心并非毫无矛盾。
“我明白，教授。”佩利奥应道，“但您也知道，现在中国很混乱，皇宫里、贵族家里、寺庙里……好东西不断流出来。如果我们不收，别人也会收，比如美国人、日本人，或者更糟的，落入那些只为了转手牟利的商人手里，那才是真正的损失。至少在这里，它们能得到保护和研究。”
这是当时许多西方博物馆和收藏家为自己行为辩护的典型逻辑：混乱的中国无法保护自己的遗产，西方“文明”的机构是在进行“抢救”。这种逻辑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正是西方列强的侵略和不平等条约加剧了中国的混乱与贫困，从而为文物外流创造了条件；也忽略了他们获取这些文物时，往往利用了这种混乱和信息的极度不对称。
沙畹沉默了片刻，没有直接反驳，只是说：“尽可能做好记录吧。另外，伯希和从敦煌寄回的那些写本，编目进展要加快。斯坦因在英国已经发表了不少东西，我们不能落后。敦煌学，将会是一门显学。” 他将话题转向了纯粹的学术竞争。
佩利奥点点头，内心燃起斗志。在吉美博物馆的库房和研究室里，来自东方的瑰宝被小心保管、精心研究，催生着西方的汉学、艺术史和宗教学知识生产。学者们沉浸在发现的喜悦和学术竞争的激情中，而文物流失背后的民族伤痛与原属国的文化权利，则被淹没在“学术至上”和“文明使命”的话语之下，成了历史背景中一抹模糊而遥远的阴影。
一个多世纪后，当协议的签署仪式在修复中心举行时，那些曾在此工作、争论、研究的学者们早已化作尘土。但他们当年经手、登记、研究过的器物，将跨越时空，踏上归途。历史似乎完成了一个曲折的循环，只是主导循环方向的力量，已然彻底改变。沙畹当年那未竟的、关于来源记录的提醒，在今日成为了法律和道义追索的关键依据；而佩利奥那“抢救保护”的自信，则在新时代的文明自觉与国际关系重构中，显露出其历史局限性与需要被修正的侧面。
巴黎的曙光，既照亮了文物归家的路，也照亮了这段复杂历史中，需要被不断反思和超越的认知与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