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神器归宗 第八章：规则的裂痕 (第2/3页)
判，甚至不只是文明源头的探索。这是一场围绕‘文明定义权’、‘历史解释权’和‘未来资源/知识发现权’的多维度、立体竞争。GMA要维护旧有的文化权力秩序，‘普罗米修斯’可能寻求颠覆性的物质或技术优势，而那神秘的第三方……目的未知。”
“我们的策略需要调整。”陈思源总结道，“对GMA，不能简单拒绝其‘研究计划’邀请。那样会被污蔑为‘封闭’、‘不合作’。我们要派出最精干的团队，深度参与进去，从内部提出我们的技术方案和伦理思考，争夺标准制定的实质影响力。同时，加速推进我们自己的‘全球文物数字身份平台’原型建设，用事实和更开放的态度，形成对比和竞争。对于坐标区……”他看向林薇和地质学家，“‘探源一队’必须尽快、但务必谨慎地进入核心区进行初步验证性勘探。我们需要确凿的一手证据，来判断那里到底有什么。赵海川同志那边，必须加强对‘普罗米修斯’的监控和限制，并全力追查那组神秘痕迹的来源。必要时，可以‘科考环境保护’或‘防止非法勘探’为由，划定临时禁区。”
会议结束后，陈思源独自留在分析室。他调出了“文明之心”生成的另一个关联分析报告，标题是《基于长周期文明演进模拟的“超常遗迹”潜在社会影响评估》。报告用冷静的语言推演了数种可能情景，从“无害的古代地质奇观”到“蕴含未知风险的技术遗存”，再到“可能颠覆现有历史与文明认知的信息载体”。每一种情景下，都附带着对国际关系、社会心理、科技发展乃至全球治理结构的冲击模拟。
报告的结尾，“文明之心”用加粗字体标注了一句话：“信息不对称状态下的竞争性发掘与解读，极大概率导致零和博弈、冲突升级与不可控风险。建议：在确保安全与主导权的前提下，考虑适时、有限度地提升相关探索的国际能见度与多方参与度，将单边冒险转化为可控的多边科研合作，以降低整体系统性风险。”
陈思源陷入沉思。将坐标区的秘密有限度地国际化？这无疑是一步险棋。但“文明之心”的推演不无道理。当太多贪婪或好奇的目光聚焦于一点时，单方面的封锁和独占，可能会成为众矢之的，反而加速危机的爆发。或许，真正的智慧，不在于独占发现，而在于主导发现的过程、框架和诠释，并以此为契机，重塑文明间在探索未知时的合作模式。
这需要极高的战略定力、精巧的外交手腕和深厚的技术储备。他想起了日内瓦会议上苏瑾独自面对质询的身影，想起了向达在巴黎图书馆里冻僵的手指，想起了百年前无数先辈在困顿中守护文明火种的执着。
规则的裂痕已经出现。旧权杖的光泽正在褪去，新算法的锋芒初露。而隐藏于荒漠与古籍深处的古老回响，正等待着被这个时代重新聆听到。是福是祸，是机遇还是陷阱，取决于执棋者如何在迷雾中落下这下一步。
【历史闪回线】
公元1919年夏，法国巴黎，凡尔赛宫镜厅附近的一间临时办公室。
巴黎和会已近尾声，空气中弥漫着疲惫、失望与浓重的硝烟未尽的气息。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的年轻外交官顾维钧，此刻却毫无倦意。他刚刚经历了一场心力交瘁的较量——就山东问题与日本代表进行激烈辩论，援引国际法、历史条约与中国对协约国的贡献，慷慨陈词，据理力争。他的演讲赢得了不少与会代表的私下同情，但最终，在列强出于各自利益的权衡与妥协下，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条款，还是被写入了几近定稿的《凡尔赛和约》。
此刻，顾维钧面对的，是另一场看似不那么紧迫、却同样关乎国家尊严与文化主权的“小”谈判。谈判对手是法国教育部和卢浮宫的代表，议题是：庚子之变后，流散至法国部分机构与私人手中的中国文物，尤其是清宫旧藏与敦煌遗书的归属与归还可能。
法方代表是一位彬彬有礼但眼神精明的文化官员，他摊开双手，表示为难：“维钧先生，我们非常理解中国人民的感情。但您必须理解，这些物品流入法国的情况十分复杂。有些是当时的军方或个人行为，有些是通过市场交易，有些是作为‘学术研究材料’被合法携带。许多已经收藏在我国的博物馆或图书馆，成为了公众教育和学术研究的宝贵资源。根据我国法律和国际惯例，对于已经成为国家收藏的文物，其所有权是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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