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父亲的通牒 (第1/3页)
四月的一个傍晚，重庆下了今春第一场雷雨。
陆云在办公室接到了沈佩兰的电话。她的声音和平时一样平稳，像在播报天气预报：“今晚回来吃饭。你爸有事和你说。”
“什么事？”
“回来就知道了。”
她挂了电话。陆云握着手机，看着窗外逐渐阴沉的天色。玻璃幕墙外，嘉陵江的江水在低气压下呈现出一种沉闷的灰绿色，像是在水底加了太多灰色的颜料。远处的南山已经被云雾吞没了一半，只剩下山脚的几栋高楼还依稀可见，楼顶的广告牌在风里微微晃动，那块广告牌上是一个房地产项目的名字——“江山赋”。他每天都能从办公室看到这三个字。今天看到，只觉得讽刺。
他想起上一次沈佩兰用这种语气叫他回家，是告诉他赵家的人要来重庆。再上一次，是通知他父亲已经安排好了他和赵敏之的“偶遇”。每一次都是同样的句式——回来吃饭，有事和你说。不是商量，是传唤。他从小听惯了这种语气，小时候是“今晚回来，你爸要检查你作业”，大学时是“今晚回来，你爸要问你出国的打算”，工作后是“今晚回来，你爸有话跟你说”。每一次“有话跟你说”，都是父亲已经替他做好了决定，而他只需要到场签字。这一次，他大概能猜到是什么事。恒通的人走了不到两周，赵敏之回了上海，但赵恒远和陆震廷之间那根线从来没有断过。父亲在周末家宴上被他当众顶撞之后，一直没有任何反应——没有发火，没有谈话，没有电话。沉默了两周。陆云知道那不是放过，是酝酿。他父亲从来不在情绪里做决定，他只会在把所有棋子都摆好之后，再通知你来下一盘你不可能赢的棋。
他把桌上的文件合上。尼泊尔援建项目的验收进度表压在最上面——学校已经竣工了，公路也通了，只剩最后一批签字。他本来下周要飞加德满都的。那份文件他已经反复看了好几遍，每一个条款都能背下来。帕坦区的那所小学，三栋教学楼，十二间教室，操场上的篮球架是他亲手选的型号。他记得地基浇筑那天，当地村民自发来帮忙，男人们用铁锹翻土，女人们头顶着装满碎石的竹筐来回运送，孩子们围在工地边上唱歌。尼玛也在。她那天穿了那件红色藏袍，蹲在工地旁边帮工人们递水。有个小女孩跑到她面前，用夏尔巴语叫了她一声“尼玛姐姐”，她弯下腰，把女孩抱起来，指着工地说，以后你就在这里上课。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是亮的。
他把那张验收进度表从文件夹里抽出来，单独放进抽屉。然后拿起外套，走出了办公室。走廊里的感应灯一盏接一盏亮起来，又一盏接一盏灭在身后。电梯里的广告屏正在轮播——一款瑞士手表、一辆德国轿车、一家马尔代夫度假村。画面上的海水蓝得不真实，沙滩白得不真实，那对牵手的模特笑得也不真实。他盯着那个马尔代夫的广告看了几秒，想起了费瓦湖。费瓦湖的水是真的，晨雾是真的，她站在船尾唱歌时被风吹乱的头发也是真的。
电梯到达地下车库。他坐进车里，发动引擎，驶出停车场。雨还没下，但天色已经暗得不像是下午四点多。空气里有种潮湿的、带电的闷热，让人呼吸都觉得费力。他把空调开到最大，冷风从出风口灌进来，吹得他眼睛有些干。
车开到半路，雨开始下了。
不是那种慢慢变大、给人时间适应的雨。是突然间，天像被谁撕开了一道口子，雨水以倾倒的方式砸下来。挡风玻璃上瞬间就积了一层水膜，雨刷开到最快档也刮不干净。整个重庆的交通都陷入了迟缓——车流在暴雨中蠕动，尾灯在雨幕中晕成一片模糊的红，从南岸一直堵到渝中。长江大桥上排着长长的车队，有人在按喇叭，喇叭声被雨声吞得断断续续。一辆公交车从旁边车道挤过去，溅起的水花泼在他车门上，发出密集的沙沙声。
陆云把车速降到三十码，双手握着方向盘，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收音机里在播路况信息，说长江大桥南桥头出了事故，一辆面包车和一辆出租车追尾，请过往车辆绕行。他没绕。他排在车队里，一点一点往前挪。雨刷咔嗒咔嗒地来回摆动，每一次刮过都在挡风玻璃上留下两道弧形的痕迹。他盯着那两道弧线，忽然想起尼玛手腕上的三根红绳——浅红的、深红的、鲜红的，并排靠在一起。她每天早上都会把红绳重新理一理，让金刚结朝上。
开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到家。
陆家大宅在暴雨中显得格外沉默。雨水冲刷着青砖墙面，顺着挑檐往下淌，在廊檐下形成了一道水帘。院子里那几棵盆景松被雨打得东倒西歪，一地的断枝和碎叶。盆景松的盆子里积了水，溢出来的水带着泥沙淌到石板路上，把路面染成了黄褐色。那株被沈佩兰精心养护的茶花，花瓣被打落了大半，剩下的几朵也耷拉着，像被抽去了力气。一朵完整的茶花从枝头掉下来，落在石板路上，花瓣朝下，花萼朝上，在雨水里微微打旋。沈佩兰每天早上都会亲自给这株茶花浇水，用手一片一片检查叶子背面有没有虫卵。现在它被雷雨打得七零八落，她大概还没看到。
一道闪电毫无预兆地劈下来，把整座院子照得惨白。那几棵盆景松的影子在白光中被拉得又长又细，投在青砖墙面上像一群扭曲的手指。紧接着是雷——不是那种远处滚过的闷雷，而是就在头顶炸开的、把空气都震得发抖的巨雷。门廊下的声控灯被震亮了一瞬，又灭了。车子的报警器被雷声触发，发出尖锐的蜂鸣，响了十几秒才停下来。陆云觉得自己的胸腔被雷声震得微微发麻，耳膜还在嗡嗡响。
他推开车门，冲进廊檐。几步路，外套就湿了大半。雨水顺着他的发梢往下滴，滴在玄关锃亮的瓷砖上，形成几个小小的水洼。门开着，玄关里亮着灯。水晶吊灯把整个玄关照得通明，和门外的暴雨形成了一种不真实的对比——外面是翻天覆地的雷雨，里面是安静的暖光，安静得让人觉得这栋房子和外面的世界不在同一个维度。他换了鞋，把湿外套挂在门边的衣架上。衣架上已经挂了一件风衣——沈佩兰的，米白色的，下摆也被雨打湿了一块。他走进客厅。
陆震廷坐在沙发上。
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在书房里等。他坐在客厅正中央的那张红木沙发上，背挺得很直，双手放在膝盖上。他身上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开衫，里面是白色衬衫，扣子系到最上面一颗。茶几上放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很厚，开口朝下扣着，像是刚从抽屉里拿出来。沈佩兰坐在侧面的单人沙发上，手里端着一杯茶，但没有喝。她穿着一件墨绿色的家居长裙，头发没有像往常那样盘起来，而是松散地披在肩上——大概是从厨房直接过来的，还没来得及整理。她的坐姿也一如往常——脊背挺直，膝盖并拢，脚踝交叉。但她的手握茶杯的姿势和平时不太一样——不是端着，是攥着。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指甲嵌进了茶杯的瓷面。
“坐。”陆震廷说。他朝对面的沙发微微抬了一下下巴，动作和语气都和在会议室里招呼客户时一模一样。
陆云在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沙发是红木的，垫子是深灰色的丝绒，坐上去有些硬。他的目光落在那封牛皮纸信封上。信封上的字是打印的——“尼玛·夏尔巴”。没有抬头，没有落款，只有这一个名字。六个字，打印体，黑色的墨迹在白炽灯下显得格外刺眼。客厅里的吊灯发出嗡嗡的电流声，那声音很轻，但在这个安静得能听到自己心跳的房间里，它被放大了好几倍。窗外又是一道闪电，白光把花园里的假山照得惨白如骨，紧接着是一声炸雷，近得像是劈在隔壁的屋顶上。沈佩兰手里的茶杯轻轻晃了一下，茶液溅出来两滴，落在茶托上。她没有去擦。茶液顺着茶托的边缘慢慢流淌，滴在大理石茶几面上，形成一个小小的深色圆点。
陆震廷等雷声过去，才开口。他说话的时候，窗外正好有一个短暂的安静间隙，雨声小了一些，雷声也远了，好像连天气都在为他让路。
“你上次在饭桌上说，你已经有了想娶的人。”他的声音不高，语速比平时更慢，像是在宣读一份事先准备好的文件。每一个字的音量都控制得很精确，不高不低，不快不慢，和他主持董事会时的语调一模一样。“你说的是住在我们家里的那个尼泊尔女人。尼玛·夏尔巴。”
“她不是‘那个尼泊尔女人’。”陆云说，“她叫尼玛。”
陆震廷没有理会这句话。不是没听到，是不值得回应。他拿起茶几上的信封，手指很稳，没有一丝颤抖。信封的封口已经拆开了——他大概在下班回来之后就一直在看这些东西，翻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每一个字都烂熟于心。他从里面抽出一叠文件和一摞照片。照片用回形针夹着，一共六张；文件是打印的，五号宋体，排版干净，一共六页。他把这些东西推到陆云面前，动作像是在谈判桌上递出一份合同。
“你看看。”
陆云没有碰那些东西。他的双手放在膝盖上，和陆震廷同样的姿势——这是他从小耳濡目染养成的身体记忆，在父亲面前，身体会自动回到这个姿势。“这是什么？”
“你在尼泊尔的时候，我让人了解了一下你这位朋友的情况。”陆震廷把“朋友”两个字说得很轻，像是这两个字本身就不值得被重读，轻到它从嘴里滑出来的时候几乎不占任何重量。“了解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看她做过什么。不是听她说，也不是听你说。”
陆云没有动。窗外的雷声越来越近，一声接一声，像有人在天上擂鼓。雨越下越大，打在落地窗上发出密集的噼啪声，像是有人在不断地拍打玻璃，想从外面冲进来。花园里的草坪已经完全看不见了，只有一片模糊的绿色在水幕中晃动。
“你查她。”陆云说。不是问句。
“是。”
“你凭什么查她？”
“凭你是我儿子。”陆震廷的声音依然平稳，但说“儿子”这两个字的时候，他把音量略微提高了一点——只是一点，刚好能让陆云听出这两个字的分量。“凭你当着恒通赵家的人说你已经有了想娶的人。凭陆氏不是你一个人的。你以为我会让你随便带一个女人进这个门，什么都不问？”
他把照片推到陆云面前，手指在最上面那张照片上点了一下。那张照片拍的是加德满都泰米尔区的街头——尼玛站在一个摊位前，手里拿着一条毯子，正在和两个外国游客说话。她穿着那件红色藏袍，头发编成粗辫子垂在肩上，手腕上的念珠在阳光下泛着光。第二张是她在杜巴广场擦拭那尊象神雕像，蹲在地上，袖子沾满灰尘，侧脸被夕阳勾勒出柔和的轮廓。第三张是她独自走在加德满都某条小巷里，手里提着一个布袋，布袋的边缘磨出了线头。第四张是一辆中巴车的副驾驶座，尼玛坐在上面，旁边坐着一个外国男人。男人大概四十岁左右，穿着登山服，皮肤被晒成了古铜色，头发是浅棕色的，大概是英国人或者澳洲人。两人在说话，车窗外的背景是通往博卡拉的山路，照片的角度让他们的距离看起来很近，近到可以被描述为“亲密的距离”。
“她在加德满都做了什么？在旅游区卖毯子。和她打过交道的人，有多少是外国游客？多少是单身男人？她带过多少人去博卡拉当向导？她的收入来源是什么？地震之后她家欠了多少高利贷？”
他每问一句，手指就在茶几上轻轻点一下。没有用力，但每一下都像是在钉钉子。五下，五个问题，五颗钉子在空气中一字排开。
陆云低头看着那些照片。他的目光在第四张照片上停了几秒。中巴车，山路，一个外国男人。他想起尼玛说过的那句话——“那个英国人，他每年都来博卡拉，带登山队。我给他做过两次向导。地震之前的事。”她早就告诉过他。不是在他发现之后才解释的，是在一切都没有发生的时候，在他们还坐在费瓦湖边的茶馆里，她就跟他说过。她从来没有隐瞒过什么。那些照片里的事，大部分他都听她讲过——在加德满都卖毯子，在泰米尔街上向游客推销，在杜巴广场擦那尊象神雕像，带登山队去博卡拉。每一件她都讲过，不是在被审问的时候，而是在他们并肩坐在某个地方、她随口提起的时候。她从来没有把这些当成需要藏起来的秘密。
他把第四张照片放回茶几上。“这些照片能说明什么？”他抬起头，目光从照片上移到他父亲的脸上。
“说明她不像你以为的那么简单。”
“她不简单？”陆云的声音提高了一点——不是吼，是压抑太久的反诘终于找到了一个出口。“她每天在加德满都卖毯子还高利贷。她地震的时候被压在楼板下面，十个小时。她在黑暗里念了十个小时的经，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死。她肺里到现在还有伤，每天咳嗽，重庆的湿冷让她的伤反复发作。她一个人撑起了她一整个家——父亲腿断了，母亲眼睛不好，旅馆塌了，高利贷的利息比本金还高。她每天站在街边向陌生人推销毯子，被拒绝一百次才能卖出一条。你管这叫‘不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