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南京的名册 (第1/3页)
2025年4月20日，上午9时，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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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
这种静不同于图书馆的肃静，不同于老年公寓的安宁，而是一种……被死亡浸透过的、沉甸甸的静。像是走进了一座巨大的、由沉默砌成的坟墓，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
林征站在纪念馆入口的广场上。
四月的南京，已经有初夏的燥热。但站在这里，却感到一股寒意从脚底升起。灰色花岗岩铺就的地面，在阳光下泛着冷硬的光。广场尽头，那尊巨大的雕塑——一个母亲抱着死去的孩子，仰天痛哭——在晨光里投下长长的、扭曲的影子。
他深吸一口气，走进展厅。
光线很暗。
只有展柜里打着一束束惨白的光，照亮那些物件：生锈的刺刀、破碎的眼镜、烧焦的棉袄、孩童的鞋……
每一件物品都沉默着。
但林征觉得，他听见了它们的呐喊。
展厅里人不多。几个中学生由老师领着，小声地听讲解。一对老夫妻互相搀扶着，在一张照片前驻足良久。一个年轻人拿着手机，对着展柜拍照，闪光灯亮起的瞬间，像一道短暂的、苍白的闪电。
林征放慢脚步。
他这次不是来寻访某个具体的人。
他是来找……一个名字。
或者说，找三十万个名字中的一个。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接下来的六周里，这座城市变成了人间地狱。三十万人被杀——这是历史的数字。
但林征想知道的是：这三十万人，都是谁？
他们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做什么工作？有什么爱好？临死前在想什么？
史料上写着：“平民”、“战俘”、“妇女”、“儿童”……
都是类别。
不是名字。
他走到“遇难者名录墙”前。
那是一面巨大的黑色大理石墙，从地面延伸到天花板。墙上刻满了名字，密密麻麻，像黑色的蚂蚁。
他仰头看着。
第一个名字：王秀英，女，32岁，裁缝
第二个名字：李有财，男，45岁，人力车夫
第三个名字：张小妹，女，9岁，学生
……
一个个看过去。
看得眼睛发酸。
看得心里发冷。
突然，他看到了一个名字：
周文彬，男，34岁，校对员
同名同姓。
同样的职业。
同样的年龄。
但不是同一个人——重庆的周文彬死在1940年，不是1937年。
但林征还是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很久。
他想起了重庆的周敏老人，想起了那支钢笔，想起了那句“好好读书，把今天的事写下来”。
如果这个周文彬也有女儿，那她现在该多大？九十多岁？她还记得父亲吗？
他不知道。
因为这个周文彬，可能没有留下后代。
可能全家都死在了那场浩劫里。
“同志，你在找什么人吗？”
一个声音在旁边响起。
林征转头。
是个老人，很老了，坐在轮椅上。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胸前别着一枚小小的纪念章。头发全白，稀疏，但梳得很整齐。脸上布满皱纹，深得像刀刻的。但那双眼睛——锐利，清澈，像能看透一切。
“我……”林征顿了顿，“我在看名字。”
“看名字？”老人问，“看名字做什么？”
“想记住。”林征说，“想让他们……不只是数字。”
老人沉默地看着他，看了很久。
然后，他说：“推我出去吧。这儿太闷了，我带你去看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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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馆后面有个小院子，种着几棵银杏树。四月的银杏刚抽出新叶，嫩绿色在阳光下透明得像玉。
老人让林征推他到一棵最大的银杏树下。
树下有个石凳。
“坐吧。”老人说。
林征坐下。
老人从轮椅侧面的袋子里拿出一个厚厚的笔记本，牛皮纸封面，边缘已经磨得发毛。
“这是什么？”林征问。
“名册。”老人说，“我父亲留下的。”
他翻开笔记本。
里面是密密麻麻的名字，用钢笔写的，字迹工整，但能看出岁月的颤抖。
王德福，男，48岁，卖烧饼的，住中华门西街
赵翠花，女，29岁，织布女工，有两个孩子
陈小宝，男，6岁，喜欢踢毽子
……
每一页都是名字。
每一页都是人生。
“这是我父亲记的。”老人缓缓开口，“1937年，他在金陵大学教书。南京沦陷前，学校让教职工撤离，我父亲没走。他说：‘我是教历史的，我得留下来，把历史记下来。’”
林征屏住呼吸。
“他躲在城南的一个地窖里，躲了四十多天。”老人继续说，“每天夜里，等鬼子睡了，他就偷偷出来，去那些被烧毁的房子里，看还有没有人活着。如果发现尸体，他就把名字记下来。”
“怎么……知道名字？”林征问。
“看门牌，看遗物，看邻居的证言。”老人说，“有时候能找到身份证件，有时候只能问还活着的人。问一个，记一个。”
他翻到某一页。
上面写着：
无名女，约18岁，穿红棉袄，死在中山路路口
无名童，约3岁，手里攥着半个烧饼
无名老者，约70岁，眼睛被刺刀捅瞎
无名。
还是有无名。
“我父亲记了六百三十二个名字。”老人说，“但这只是……沧海一粟。”
他抬起头，看着林征：
“你知道六百三十二和三十万的区别吗？”
林征摇头。
“区别就是，”老人一字一句地说，“六百三十二，你能想象。你能想象六百三十二个人站在你面前，是什么样子。但三十万……三十万就是个数字。太大了，大到超出了人的想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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