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觉世真言 第二章：回声 (第2/3页)
由近及远。
刘建明的笑容淡了些：“事实当然可以研究。但‘事实’需要放在正确的历史观框架下理解。什么是正确的历史观？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共同发展的历史观。个别史料，如果与这个大局不符，那就要思考：是史料本身有问题，还是我们的解读有问题？”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陈思源：“陈同学，你是聪明人。历史研究不是钻牛角尖，不是揪着某些细节不放。要看大势，看主流。明清易代，是中华民族内部的历史过程，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的多民族国家。这才是大局。纠缠具体的技术是不是失传了，谁杀多了谁杀少了，除了制造对立，有什么意义呢？”
陈思源看着他的背影。灰色夹克在晨光里显得有些褪色。
“我明白了。”他说。
刘建明转过身，脸上重新浮起笑容：“明白就好。你那个帖子，论坛管理员已经暂时屏蔽了，等讨论冷却些再开放。以后有什么新发现，先跟李教授多沟通，他是专家，能给你更好的指导。”
谈话结束了。
陈思源走出行政楼时，阳光正好。学生们抱着书匆匆走过，自行车铃声响成一片。远处操场传来打球的声音，充满年轻的活力。
一切都正常得刺眼。
他掏出手机，打开论坛。那个帖子果然显示“审核中，暂时无法查看”。
而在历史记录里，他看到了“史海钩沉”刚刚发的一条新动态，没有指名道姓，但意有所指：
“某些年轻人，读了几本书就以为能颠覆史学界共识。拿着真假难辨的‘新材料’，就想证明‘文明断层’‘技术灭绝’的阴谋论。建议多读读正统史书，少被网络谣言带偏。历史研究要讲政治，要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底下有二十多个点赞。
陈思源关掉手机，望向天空。
蓝天。白云。鸽群掠过，留下一串悠长的哨音。
三
下午，陈思源没有去图书馆。他去了潘家园，找刘伯。
还是那个角落摊位。刘伯正坐在小马扎上打盹，头一点一点的。听到脚步声，他睁开眼，见是陈思源，愣了一下：“哟，小陈，又来了？”
“刘伯，我想问问，您上次说的那个……康熙年间被烧掉的账本，还有更多细节吗？”陈思源蹲下来，尽量让语气显得随意，“我就是好奇，做研究用。”
刘伯打量他几眼，摸出根烟点上，深吸一口：“那都是老辈人传的闲话，当不得真。”
“您就说说，就当听故事。”
烟雾缭绕中，刘伯眯起眼：“我太爷爷那辈，在山西代县开过当铺。说是祖上出过读书人，明朝时在县衙里当过书办。家里藏了些老文书。康熙二十几年——具体哪年记不清了——县里来了新县太爷，说是清查‘前朝逆产’。有人举报，说我们家藏有‘违禁书籍’。衙役就来抄了。”
他弹了弹烟灰：“其实哪是什么逆书，就是些账本、地契、往来书信。但官府说有就有。大部分当场烧了，剩下一小箱，说是要带回衙门查验。后来也没还。我太爷爷的爷爷——就是当时当家的——气不过，去衙门讨说法，被打了一顿板子，回来没两个月就死了。”
陈思源静静地听着。
“再后来，家里人就学乖了。”刘伯苦笑，“凡是带字的纸，能烧的都烧，能埋的都埋。到我爷爷那辈，家里已经没几本书了。我爹是解放后才上的扫盲班，认得几个字。我呢，小学没念完就出来闯荡了。”
他掐灭烟头：“所以我说，小陈，历史这东西，说不清。谁掌权，谁写书。咱们老百姓，能活下来就不错了，哪管得了几百年前的真真假假。”
摊位上，一个铜香炉在午后的阳光里泛着暗沉的光。炉身上有模糊的铭文，但已经磨损得无法辨认。
“刘伯，”陈思源问，“您家里……还留有什么老物件吗？不一定是书，任何明朝时期的东西都行。”
刘伯摇摇头：“没了，早没了。**的时候又清了一波。现在这点破烂——”他指了指摊位上的货，“都是我从别处收来的，糊口而已。”
他顿了顿，忽然想起什么：“不过……你要真想找老东西，可以去西边儿‘博古斋’问问。老板姓谭，专收高古的，门路广。但他脾气怪，看人下菜碟。你得有点真东西，他才跟你聊。”
“博古斋……”陈思源记下这个名字。
离开潘家园时，他回头看了一眼。刘伯又坐回小马扎上，低着头，像一尊凝固在时光里的雕像。
市场里依然喧嚣。一个摊主正举着一面“唐代铜镜”向顾客夸耀，唾沫横飞。仿古的瓷器、玉器、钱币在阳光下闪烁着廉价的光泽。
真与假的界限，在这里模糊不清。
就像历史本身。
四
晚上七点，陈思源回到出租屋。
他没有开灯，借着窗外路灯的光，坐在书桌前。残页还在那里，但他暂时不想碰它们。他打开电脑，登录了一个很久不用的邮箱——那是他本科时注册的，里面保存着一些旧资料。
在搜索框输入“博古斋”，果然找到一封五年前的邮件。当时他帮导师整理一份明代地方志目录，联系过几家古籍书店，其中就有博古斋。店主谭老板回了封简短的邮件，提供了几本书的信息，语气专业而冷淡。
他试着拨打了邮件里留的电话号码。响了七声，就在他准备挂断时，接通了。
“喂？”一个苍老但清晰的声音。
“谭老师您好，我是陈思源，之前联系过您关于明代地方志的事。现在有点新的发现，想向您请教。”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什么发现？”
“几页明末的兵务文书原件。有些疑点，想请您帮忙掌掌眼。”
“原件在你手上？”
“在。”
“明天下午三点，店里。”对方说完，直接挂了电话。
干脆利落。
陈思源放下手机，打开台灯。光线亮起的瞬间，他瞥见书桌角落里有本摊开的书——是李教授给的那本《明代军器制度研究》。他随手翻开，恰好是“火器管理”一章。
作者在论述明末火器质量下降时，引用了《崇祯长编》里的一段记载：“工部奏：各边请造火器，铜铁价昂，匠役逃亡，奏讨数年未得。”
然后是一段分析：“这反映了明末财政危机和工匠制度瓦解对军工生产的影响。”
很标准，很安全。
但陈思源想起残页上的话：“火药匠户逃亡过半。留者言：官价不及市价三成，何以养家？故多以次充好。”
同样的现象，不同的叙述角度。官修史书用“匠役逃亡”一笔带过，而那份可能是现场记录的文字，揭示了背后的经济原因：官府压价，匠户活不下去。
那么，到底哪个更接近真相？
或者说，哪个版本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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