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古卷解码 第十章：纸影疑踪 (第3/3页)
来自“泰西新近发明”，但其中一些结构原理，与他从《武备志》《火龙经》等明代兵书中看到的记载，有着微妙的相似，只是表达方式变了，名称也改了。
一种可怕的猜测，像冰冷的藤蔓，缠绕住他的心。
这些年来，他致力于“会通中西”，相信通过吸收西方之长，可以补华夏之短，强兵救国。他真诚地与利玛窦、龙华民等传教士交往，合作翻译《几何原本》《泰西水法》，学习他们的天文历算。传教士们也表现出对华夏文明的尊重，时常请教儒家经典，称赞中国器物精良。
但这一切交流的背后，是否隐藏着另一种无声的流动？
传教士们如饥似渴地搜集中国的典籍、地图、工艺资料，通过种种渠道送回欧洲。他们对中国技术的兴趣，似乎远超对中国思想的兴趣。而他们带来的“西方新知”，有多少是真正的原创？又有多少是……从别处得来，甚至就是从中国散佚的故纸堆中重新发现，然后改头换面？
徐光启想起利玛窦临终前，紧紧握着他的手，用生硬的汉语说：“徐大人……知识，属于上帝，属于全人类……不应有疆界……”
当时他深受感动。但现在想来，“属于全人类”和“单向流动”之间，界限在哪里？
如果华夏的知识不断外流，而流入的“新知”却可能本就源自华夏，或者夹杂着对方有意无意的误导和保留，那么这“会通”，岂不是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失血？
他走到窗边，推开一丝缝隙。寒风涌入，卷起书桌上的信纸。
北京冬夜，星空晦暗。
远处隐约传来更夫梆子声，以及巡夜兵丁的脚步声。辽东战事吃紧，朝廷财政枯竭，流寇烽烟四起……这个帝国，内忧外患，已到了生死边缘。
而他，一个渴望用知识挽救国运的老人，却发现自己可能正坐在一座正在无声流失的文明宝藏之上。宝藏里的瑰宝，被一些人精心打包，贴上陌生的标签，运往遥远的彼岸。而留下来的人，却在宝藏日渐空荡的宫殿里，哀叹自己的贫穷与落后。
“老师。”书房门被轻轻推开，他最信任的弟子孙元化走了进来，脸上带着急切，“兵部催问‘红夷大炮’仿制进度，说辽东急需。”
徐光启转过身，看着年轻的孙元化。这个弟子聪明实干，对西洋火器尤其热衷。
“元化，”徐光启缓缓问道，“你跟从邓玉函（Johann Schreck，德国传教士，精通医学和机械）学习《远西奇器图说》，可曾想过，那些奇器图样，彼国是人人可学、匠匠可造吗？”
孙元化一愣，思索道：“邓教士说，在其国，此类技艺，亦需师傅传授，非轻易可得。”
“那他们为何愿倾囊相授于我朝？”
“这……邓教士言，为显上帝仁爱，助我朝富强。”
徐光启苦笑：“上帝仁爱，或许是真。但国之强弱，关乎生死。若我将《火龙经》中最精要的‘火药秘方’、‘火箭百解’也倾囊译成拉丁文，托你寄往罗马，言此为‘彰显华夏仁爱，助泰西富强’，你以为如何？”
孙元化脸色变了，他听懂了老师的弦外之音。
“老师是担心……西人有所保留，甚或……另有所图？”
徐光启没有直接回答。他走回书桌，将两封信并排放在一起。
“元化，治学需诚，交友需信。但治国……需智。”他声音低沉，“我仍信利先生、龙先生等，乃有道之士。然其背后之教会、之国家，所求为何？知识传播之背后，是否有力量在引导方向？我等不可不察。”
他拿起笔，在给弟子的回信草稿上，加了一段：
“……械艺之事，关乎国本。凡与西人交涉图样、技法，需详录其源流细节，与我朝旧籍比对。可许其观摩，慎勿令其誊录、携走原件。彼若索求甚切，则以‘祖制秘传，不宜外泄’婉拒。切记，此非不信友邦，实为防微杜渐，护我文明薪火。”
写罢，他搁下笔，仿佛用尽了力气。
“老师……”孙元化欲言又止。
“我知道，这看起来有些……小气，有些多疑。”徐光启疲惫地摆摆手，“但元化啊，你看看这天下。北有建虏（后金）虎视，西有流寇猖獗，海疆亦不靖。我等所学所造，是拿来保种存国的利器。利器之柄，岂可轻易假手于人？即便对方今日是友，焉知明日如何？”
他望向窗外无边的黑夜，喃喃自语，又像是在问已故的利玛窦：
“利先生，你说知识无疆界。可若这知识的流动，终将武装起觊觎我土地的敌人，我今日之传授，岂不是为明日之屠杀递刀？这……真是上帝所欲见的‘仁爱’吗？”
寒风呼啸，无人应答。
只有书房内的炭火，噼啪一声，爆出几点火星，旋即暗淡下去。
徐光启知道，他个人的警觉，在时代的大潮面前，可能微弱如萤火。
但他必须写下那行字。
必须为这个文明，留下最后一道谨慎的闸门。
哪怕这闸门，最终可能还是会被洪流冲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