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血脉记忆 第九章：教科书战争 (第1/3页)
【现代推进线】
2028年9月，华夏首都，国家教材编审委员会临时会议中心。
会议室里弥漫着淡淡的茶香和纸张油墨的气味。长条会议桌旁坐了二十余人，有白发苍苍的历史学者，有神情严肃的教育官员，有戴着眼镜的课程专家，还有几位来自新闻出版和***门的代表。陈思源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摊开着一叠厚厚的、用彩色标签做了密密麻麻标记的稿件——那是新版《华夏历史》高中必修教材的初审稿。
会议已进行了三个小时。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明清易代”与“近代史”部分的表述尺度。
一位头发花白、资历深厚的老教授，扶了扶眼镜，用缓而坚定的语气说：“第47页，关于清军入关后人口的表述，‘锐减’一词是否过于刺激？是否可以改用‘大幅度下降’？还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具体死亡数字和细节描写，我认为需要精简。历史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认识规律，汲取教训，不是渲染血腥，煽动仇恨。尤其是现在国家刚刚实现完全统一，更要强调民族团结，避免旧账重提引发不必要的隔阂。”
他的话音刚落，对面一位较年轻的女学者，也是明史专家，立刻反驳：“李教授，我认为恰恰相反。真实是历史的生命，也是教育的前提。‘大幅度下降’是个模糊的、温吞水的词，它无法让学生直观感受到那场浩劫的惨烈，也无法理解为何华夏文明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断层’。具体的数字、细节，不是为了渲染xuexing，而是揭露暴行，铭记教训。minzu团结的前提，是共同面对真实的历史，而不是用模糊的叙事掩盖曾经发生过的、针对主体minzu的系统性伤害。如果连教材都遮遮掩掩，我们如何对得起那些死难者？又如何让年轻一代真正理解‘复兴’二字背后沉甸甸的分量？”
李教授摇头：“但教材要考虑学生的接受心理，考虑教学效果，考虑社会影响。过于沉重的细节，可能会给青少年带来心理阴影，也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挑动对立。我们要的是凝聚共识，不是撕裂记忆。”
“掩盖和美化残酷，才是真正的撕裂。”女学者毫不退让，“当学生发现教材说的和他们在家族记忆、地方志、乃至海外史料中看到的不一样时，那种被欺骗感、那种对官方叙事的怀疑，才是最大的撕裂。信任一旦失去，重建起来千难万难。”
会议陷入短暂的僵持。一位教育部的官员清了清嗓子，试图调和：“两位专家的意见都有道理。我们是不是可以寻求一个平衡？核心史实、定性结论必须准确、清晰，比如清初大屠杀的性质、近代不平等条约的丧权辱国，这些原则问题不能含糊。但在具体细节的呈现方式上，是否可以更注重方法？比如，不一定非要罗列恐怖的屠杀场景，而是通过档案记载、人口数据对比、幸存者后代的追忆等方式，引导学生自己去思考、去感受历史的沉重？另外，一定要讲清楚，那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统治集团犯下的罪行，与今天的各民族同胞无关。要引导学生仇恨的是侵略和压迫的行为本身，而不是某个民族。”
陈思源一直安静地听着。这时，他抬起头，开口了，声音不高，但很清晰：“我补充一点。我们修订教材，最终目标是塑造认同——对国家的认同，对文明的认同，对‘我们是谁’的认同。这个认同，必须建立在坚实的真相基石之上。如果我们提供的基石本身是沙土，是经过修饰的，那么建立在其上的认同大厦，无论看起来多宏伟，都可能是脆弱的。当外部信息冲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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