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血脉记忆 第九章：教科书战争 (第2/3页)
临，或者当学生长大后接触到更复杂的史料时，这座大厦可能会动摇。”
他拿起面前教材稿的其中一页，那是关于《南京条约》的章节。“比如这里，只写了‘割让macau岛’，‘赔款两千一百万元’。学生读了，只知道我们吃亏了，但很难真切感受到‘天朝上国’的尊严被如何践踏，不知道‘协定关税’意味着丧失经济主权，不知道‘五口通商’如何像吸管一样插入这个古老帝国的躯体。他们没有概念，为什么仅仅几十年后，华夏会沦落到任人宰割的地步。苦难的量化，有时候是理解深度的必要条件。”
他顿了顿，看向李教授，语气诚恳：“李老师，我理解您的担忧。我们当然不能为了真实而真实，陷入悲情叙事不能自拔。最终的目标，是让学生从历史的苦难中，生发出‘为何我们会遭受这些’、‘如何才能不让悲剧重演’的思考，从而升华为建设强大国家、守护文明薪火的理性力量和责任担当。但前提是，他们看到的苦难，必须是真实的、具体的，而不是被稀释过的。”
会议又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最终，在激烈辩论和反复斟酌后，初步达成了一些共识：核心史实和定性必须坚持学术严谨；细节呈现可以多样化，但关键数据（如清初人口变化幅度、主要屠杀事件、不平等条约具体条款及影响）必须明确列出；要增加史料来源的说明，引导学生接触原始材料；同时，必须强化“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引导，明确区分历史罪责与当今民族关系。
散会后，陈思源有些疲惫地走出会议室。秋日的阳光透过走廊的窗户照进来，暖洋洋的。他接到林薇发来的信息：“教材关过了吗？我们这边，‘记忆库’伦理审查刚结束，基本通过。可以开始准备第一批受难者信息录入和虚拟纪念空间搭建了。”
他回复：“刚开完会，算是阶段性推进。你们那边顺利就好。”
合上手机，他走到窗边，望着楼下院子里几棵叶子开始泛黄的银杏树。修订教科书，这只是“血脉记忆”工程中最基础、也最敏感的一环。纸面上的每一个字，都可能影响数百万乃至上千万青少年的历史认知。这无异于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战场在纸页间，在课堂里，在下一代人的心中。
他知道，今天会议上的争论，只是一个缩影。在全国各地，有无数的学者、教师、编审人员，都在为如何讲述这段复杂而沉重的历史而苦苦思索、激烈辩论。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系统性的历史认知校准。
目标不是灌输仇恨，而是找回真实。
找回真实，才能理解我们从哪里来。
理解了来处，才能更坚定地去往何处。
【历史闪回线】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一间挤满了书架和稿纸的办公室里，油灯的光晕下，两个年轻人正在埋头工作。年长些的叫张元济，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面容清癯，目光沉静。年轻些的叫蔡元培，刚从绍兴来到上海不久，参与教科书的编纂。
他们面前摊开的，是刚刚完稿的《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稿本。这是商务印书馆试图打破旧式蒙学教材（如《三字经》《百家姓》）垄断，引入现代教育理念和新知识的重要尝试。
蔡元培指着其中一课：“张先生，这一课讲‘我之国土’，只简单提及‘东至海，西至流沙，南至交趾，北至沙漠’，对于东北、西北、西南的疆域沿革，特别是近年丧失之地，是否过于简略？如今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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