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断剑重铸 第九章：雷霆行动 (第3/3页)
行的买办。另一个则是穿着长衫、戴着瓜皮帽、面色焦黄的古董掮客，人称“方眼钱”。
“方老板，这次的东西，洋大人很满意。”阿贵搓着手，脸上带着讨好的笑，指了指那几个木箱，“特别是那批从宁波弄来的‘水陆画’和祠堂碑拓，劳伦斯先生说，很有‘东方宗教艺术原始风貌’，对研究你们中国人的‘民间信仰演变’极有价值。价钱嘛，好说。”
方眼钱眯着眼，抽着水烟袋，慢悠悠道：“阿贵兄弟，你是晓得行情的。这些东西，现在不好弄啊。长毛（指太平军）闹过，地方上祠堂毁了不少，这些东西流落出来，我也是费了老鼻子劲，冒着风险收来的。洋大人要是真喜欢，这个数……”他伸出几个手指。
一番讨价还价后，价格敲定。阿贵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洋元支票。方眼钱验看无误，示意手下伙计开始将木箱往门外怡和洋行的货车上搬。
箱子里装的，远不止“水陆画”和碑拓。夹层里，还有方眼钱通过其他渠道收来的、更“敏感”的东西：几部从某个败落书香门第流出的、带有明显明遗民思想的诗文集手抄本；一批从皖南祠堂拆卖得来的明代家族谱牒和地契文书；甚至还有几件小而精的鎏金铜佛像和玉器，来自某座在战乱中荒废的寺庙。
方眼钱不在乎这些是什么“文明记忆”。在他眼里，这些都是“货”，是能换来真金白银的“俏货”。洋人喜欢这些老东西，不管是研究还是收藏，出价都比国内那些穷酸秀才或破落户大方得多。至于这些东西出去后，洋人会怎么写文章，会不会用这些东西来证明中国人“迷信”、“落后”或者“家族制度僵化”，那不是他关心的事。乱世求生，赚钱第一。
阿贵则更清楚洋人的心思。他的洋上司劳伦斯，不仅是商人，也对“东方学”颇有兴趣，经常将收购来的文物古籍，寄回英国给皇家亚洲学会或大英博物馆的朋友。劳伦斯曾酒后对他说过：“阿贵，要了解一个民族，征服一个民族，首先要了解他们的过去，他们的神祇，他们的家族是怎么运作的。这些东西，”他指着仓库里的文物，“就是钥匙。”
阿贵似懂非懂，但他知道办好这件事，自己在洋行里的地位就更稳，佣金也更丰厚。至于“钥匙”会被用来打开什么样的门，他懒得去想，也不敢去想。
货物装车完毕，在夜色掩护下驶向黄浦江边的码头，那里有怡和洋行的货轮，即将起航前往伦敦。这些承载着江南地区民间信仰、家族历史、地方文献的记忆载体，就这样被贴上“东方古董”或“研究资料”的标签，开始了远渡重洋的旅程。
像方眼钱和阿贵这样的中间人，在晚清至民国的口岸城市并不少见。他们是文明瑰宝流失链条上至关重要的一环。上承因战乱、贫困或愚昧而被迫变卖祖产、文物的原主（或盗卖者），下接拥有资本、知识和殖民野心的外国收购者。他们或许没有直接拿起刀枪，但他们促成的交易，却在持续地、无声地抽空这个文明机体的历史记忆与精神凭证。
更可悲的是，其中一些人，如阿贵，本身也是这个文明的子孙，却在利益的驱使或生存的压力下，成为了协助外部势力“理解”（实则是肢解和定义）自身文明的帮手。这种内部的“搬运工”角色，使得文明记忆的流失不仅发生在烽火连天的战场，也发生在看似平常的商业交易和“学术交流”之中。
方眼钱不会知道，他卖出的那批家族谱牒中，可能就记录着沈怀瑾家族旁支的迁徙信息；那些明遗民诗文集里，或许就藏着关于“隐屿”的隐晦诗谶。阿贵更不会想到，劳伦斯寄回的那些“研究资料”，将成为后世某些西方学者构建“东方家族社会封闭论”或“华夏民间信仰停滞论”的所谓“原始依据”。
历史的悲剧往往在于，最致命的伤害，有时并非来自正面的猛烈冲击，而是源于无数看似微小的、内部的溃散与背叛。当文明的守护意志在全局性崩溃中涣散，其构成记忆的无数碎片，便会像失却了引力的星辰，被各方力量轻易地捕获、买卖、并按照购买者的意图重新诠释和安置。
一个世纪后，当赵海川追索着试图裂解当代中国人文化认同的“暗毒”时，那些利用信息时代工具、以“学术”或“文化”之名行渗透之实的现代“方眼钱”和“阿贵”们，其行为的本质，与那个江风凛冽的仓库夜晚，并无根本的不同。只是，交易的对象从实物文物，变成了更抽象却也更核心的——历史解释权与文化认同本身。
清除这些内部的“毒刺”与“搬运工”，正是“断剑重铸”不可或缺，却也尤为艰巨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