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暗涌 (第1/3页)
钢琴课开始的那个周六，天空阴沉得像个倒扣的灰色碗。
林晚秋早上五点半就醒了，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雨声。身边的陈建国睡得正沉，呼吸粗重。她小心翼翼地挪开他搭在她腰上的手臂，轻手轻脚地起身。
厨房里，她开始准备早餐。小米粥在锅里咕嘟作响，煎蛋在平底锅里滋滋冒油。这些声音让她感到某种奇怪的平静——在这个被她视为牢笼的家里，厨房是唯一还能让她感受到掌控感的地方。
六点半，小雨揉着眼睛走进厨房，头发乱蓬蓬的。“妈妈，今天要去学钢琴吗？”
“嗯。”林晚秋把煎蛋装盘，尽量让声音听起来轻松，“小雨会弹一首好听的曲子吗？”
“我不想学钢琴。”小雨趴在餐桌上，小脸皱成一团，“我想画画。王老师说我画的小鸟可好了。”
林晚秋的心揪了一下。她把早餐放在女儿面前，蹲下身：“妈妈知道。但是……”她顿了顿，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大人的世界有多复杂，“我们先试试，好吗？如果你真的不喜欢，妈妈再跟爸爸说。”
“爸爸不会听的。”小雨小声说，用叉子戳着煎蛋，“爸爸说画画没出息。”
七点，陈建国起床了。他今天特意穿了件新衬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看起来像个要出席重要场合的成功人士。吃早餐时，他翻看着钢琴课的宣传册，上面印着“培育未来音乐家”的标语。
“这家机构很有名，”他指着册子上的照片，“刘教授是音乐学院退休的，教出了不少获奖的学生。小雨跟着他学，以后考级、比赛都有优势。”
林晚秋默默喝粥，没有接话。她知道，在陈建国的规划里，小雨的未来已经被安排得明明白白：学钢琴，考级，获奖，上重点小学、中学、大学，然后找个体面的工作，嫁个门当户对的人。至于孩子喜不喜欢，开不开心，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八点，一家三口出门。雨还在下，陈建国开车，林晚秋和小雨坐在后座。车里放着轻音乐，陈建国心情似乎不错，甚至哼起了歌。
林晚秋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口袋里的旧手机。昨天赵梅发来消息，说新的一批材料准备好了，问她什么时候能来拿。她回复说再等等，等陈建国放松警惕。
可是他会放松警惕吗？林晚秋看着后视镜里陈建国的侧脸。这个男人，她的丈夫，正在用最“合理”的方式，一寸一寸地收紧她周围的栅栏。
钢琴教室在一栋高档写字楼的顶层。装修奢华，地毯厚实得能淹没脚踝，墙上挂着各种奖状和合影。前台小姐笑容甜美，声音像抹了蜜：“陈先生陈太太这边请，刘教授已经在等小雨了。”
刘教授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先生，头发花白，戴一副金丝眼镜。他看起来很和蔼，但眼神锐利，打量小雨时像在评估一件乐器的成色。
“来，小雨，坐到琴凳上。”刘教授的声音温和，“让老师看看你的手。”
小雨怯生生地坐上去。刘教授捏了捏她的手指，又让她做了几个简单的动作，然后点点头：“手型不错，手指够长，是学琴的料。”
陈建国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林晚秋站在一旁，看着女儿小小的背影，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酸楚。小雨的手，那双喜欢画画、捏橡皮泥、抓她衣角的手，现在要被塑造成“钢琴家的手”了。
第一堂课主要是识谱和基本指法。小雨学得很吃力，那些黑色的小蝌蚪在她眼里似乎都在跳舞。她总是把“哆”认成“唻”，把高音谱号画得像个小蝌蚪。
“不对，再来。”刘教授耐心地说，但语气里已经有了一丝不耐烦。
小雨眼眶开始泛红。她转头看向妈妈，眼神里满是求助。林晚秋想走过去，但陈建国按住了她的手臂，低声说：“别惯着她。”
一堂课四十五分钟，对小雨来说漫长得像一个世纪。结束时，孩子的额头已经冒汗，手指僵硬地蜷着。
“第一次上课，这样已经很好了。”刘教授对陈建国说，“小雨很有天赋，只要勤加练习，一定能出成绩。我们这里有陪练服务，每周两次，家长可以不用来。”
陈建国立刻点头：“那就每周两次，加上周末的主课，一周三次。”
一周三次。林晚秋在心里计算着时间：送小雨去幼儿园、接她放学、做饭、打扫卫生、现在还要加上三次钢琴课和练习。她的时间被切割成碎片，每一片都不属于自己。
回家的路上，小雨在车里睡着了，小脸上还挂着泪痕。陈建国一边开车一边说：“以后你每天监督她练琴，至少一小时。刘教授说了，基本功最重要。”
林晚秋看着窗外：“她还要写作业，还要玩——”
“玩什么玩？”陈建国打断她，“现在不抓紧，以后就来不及了。你知道现在竞争多激烈吗？别人家的孩子三岁就开始学琴，我们已经落后了。”
又是这套说辞。林晚秋闭上嘴，不再争辩。她知道，在陈建国的逻辑里，孩子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他实现“成功人生”计划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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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天起，林晚秋的生活进入了一个新的轨道。
早上六点起床，准备早餐，送小雨去幼儿园。回到家，开始做陈建国列出的家务清单——那些永远做不完的家务。中午简单吃点，下午继续。三点半，接小雨放学，直接去钢琴教室陪练。回到家，监督孩子练琴一小时，然后做晚饭。晚饭后，收拾厨房，给小雨洗澡，哄她睡觉。等所有人都睡了，她才能有自己的时间——如果还有精力的话。
在这样的日程里，刺绣成了奢望。绣架藏在床底最深处，不敢拿出来。香包材料放在母亲那里，她已经两周没去取了。旧手机二十四小时开机，但除了母亲和赵梅偶尔发来的问候，几乎没用过。
但她没有放弃。在监督小雨练琴的时候，在等水开的间隙，在深夜所有人都睡熟之后，她会用最原始的方式记录：脑海里反复回忆陈建国说过的话，然后在心里默背，等到有机会，就写在那个藏在棉被夹层里的日记本上。
“10月28日，他说：‘在这个家里，只有我有权利。你，还有小雨，都是我的责任，我的附属品。’”
“11月3日，他撕了我的绣品。我说那是我花了半个月的心血，他说：‘心血？你有时间花心血在这些没用的东西上，不如多想想怎么照顾好这个家。’”
“11月7日，他辞掉了我的工作。我去超市想拿回个人物品，周姐偷偷告诉我，陈建国给经理打了电话，说我精神有问题，需要在家休养。”
这条是林晚秋最震惊的。她一直以为陈建国只是以“家里有事”为由帮她辞职，没想到他竟然编造了这样的理由。精神有问题——多完美的借口，既能解释她为什么突然不上班，又能为她未来可能出现的任何“异常”行为埋下伏笔。
够狠，也够聪明。
林晚秋把这些都记下来，每一个日期，每一句话，每一个细节。她知道，这些零碎的证据可能不够有力，但至少，它们证明了一件事：这不是偶然的家暴，这是系统的控制。
十一月中旬的一天，陈建国又要出差。这次是去北京，五天。
临走前，他把林晚秋叫到书房，递给她一张信用卡副卡：“这段时间我不在，家里需要什么就用这张卡。密码是小雨的生日。”
林晚秋接过那张薄薄的塑料卡片，感觉它像块烧红的铁。这是施舍，也是枷锁——陈建国可以通过账单，监控她的每一笔消费。
“还有，”陈建国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旧手机，“这个你拿着，方便联系。”
林晚秋看了一眼，是陈建国淘汰下来的旧款智能机，比她那个只能打电话发短信的旧手机先进多了。但她知道，这不是为了方便联系，是为了监控她的通讯。
“我有手机。”她说。
“那个太旧了，该换了。”陈建国不容置疑，“这个我帮你设好了，我的号码在快捷键1，妈的号码在2，小雨老师的号码在3。有事随时打。”
他走过来，把手机塞进她手里，动作温柔得像在送礼物：“我不在的这几天，照顾好自己和小雨。按时吃饭，按时睡觉，按时练琴。”
每一个“按时”，都像一根无形的线，牵在她身上。
林晚秋握着那部手机，感觉它在掌心发烫。她知道，这里面一定有定位软件，也许还有监听程序。陈建国在用一个更精致、更隐蔽的笼子，替换掉那个粗糙的旧笼子。
但她没有拒绝。她收下了手机，收下了信用卡，甚至还露出了一个微笑：“知道了，你路上小心。”
陈建国似乎很满意她的顺从，在她额头上亲了一下——这个动作很久没有过了，久到林晚秋几乎忘了他的嘴唇是什么温度。
“乖。”他说。
乖。像夸奖宠物。
送走陈建国后，林晚秋回到卧室，反锁了门。她拿出那部新手机，仔细检查。通讯录里只有三个号码，相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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