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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群山

    第十四章群山 (第1/3页)

    一

    一九九二年春天,巴黎。

    梅坐在公寓的窗前,手里捧着那台莱卡相机。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落在相机上,把那些磕碰的痕迹照得清清楚楚。每一道划痕,都是一段记忆。

    二十一年了。

    从一九七一年在岘港的孤儿院里第一次见到林卫国,到现在已经二十一年了。她从那个抱着布娃娃的小女孩,变成了四十七岁的女人,头发里也开始有了白发。

    但相机还在。布娃娃还在。那些记忆还在。

    她站起来,走到那个装满笔记的箱子前,打开。里面是一排排泛黄的笔记本,一叠叠黑白照片,还有那些镂空的镜头徽章。林墨卿的,林慕青的,林晚的,林卫国的,还有她自己的。

    一百二十二年。

    七代人。

    她轻轻抚过那些笔记本的封面,像抚摸亲人的脸。

    窗外传来邮差的声音。她走出去,从信箱里取出一封信。信是从阿富汗寄来的,落款是卡里姆·哈桑。

    她拆开信,慢慢读下去。

    二

    “梅姐:

    我在喀布尔给你写信。这座城市已经变了。苏联人走了,但战争没有走。不同派别的人在里面打来打去,每天都有炮弹落下来,每天都有死人。

    我一直在拍。拍那些被炸毁的房子,拍那些逃难的人,拍那些死在路上的人。那台莱卡你给我的,一直很好用。每次按下快门的时候,我都会想起你,想起林卫国。

    阿富汗的山太多了。每座山后面都有人在打仗,每个山谷里都有人在死去。我不知道这场战争要打多久,但我知道,会死很多人。

    我会一直拍。像你一样,像林卫国一样。

    卡里姆”

    梅读完信,把信折好,放进箱子里。

    阿富汗。

    那个她从来没去过的地方。那个被称为“帝国坟场”的地方。英国人去过,苏联人去过了,现在轮到阿富汗人自己打自己了。

    她走到墙上挂着的世界地图前,用手指轻轻点了一下喀布尔的位置。那座城市,离巴黎很远,离贝鲁特很近,离那些她见过无数次的死亡,也很近。

    “卡里姆,”她轻声说,“你要活着。”

    三

    一九九三年,纽约。

    詹姆斯·克莱尔七十五岁了。他的头发全白了,走路要拄拐杖,但那双眼睛还是那么亮,像年轻时一样。

    他住在布鲁克林的一间小公寓里,房间里到处是照片、底片、笔记本。林卫国留给他的那个箱子,就放在墙角。二十八年了,他一直带着它,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战场到另一个战场。

    现在他走不动了,终于停了下来。

    每天早上,他都会打开那个箱子,拿出几本笔记本,慢慢地翻。那些字是中文的,他看不懂,但他能感觉到那些字的分量。每一页,都是一个人,一个故事,一个死去的人。

    有时候,他会拿出那台莱卡——他自己的那台,不是林卫国的那台。他对着窗外的天空按下快门,咔嚓一声,像在跟那些死去的人打招呼。

    一九九三年十月的一天,他收到一封信。

    信是从巴黎寄来的,落款是阮氏梅。信很短,只有几行字:

    “詹姆斯:

    我老了,但还在拍。卡里姆在阿富汗,拍得很好。那台莱卡还在用。

    我想你。

    梅”

    詹姆斯读完信,笑了。

    他把信折好,放进胸前的口袋里,和那枚镂空的镜头徽章放在一起。那枚徽章是他父亲托马斯的,是他爷爷威廉的,是一百多年前索菲、弗兰克、阿尔弗雷德他们戴过的。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望着外面的街道。

    纽约的秋天,树叶黄了,落了,铺满了人行道。孩子们在落叶里奔跑,笑声传得很远。

    “林,”他轻声说,“你在那边看见了吗?我们还在记。”

    四

    一九九四年,喀布尔。

    卡里姆蹲在一堵被炮弹炸塌的墙后面,用长焦镜头拍那些正在交战的士兵。枪声在耳边呼啸,炮弹在不远处爆炸,但他已经习惯了。八年了,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从巴格达到喀布尔,他习惯了这一切。

    他今年三十一岁了。从一个拿着破相机的难民,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战地记者。他的名字开始在西方报纸上出现,他拍的那些照片开始被人看见。

    但他从来没有忘记是谁给了他第一台相机。

    那台莱卡,他一直带在身边。每次按下快门的时候,他都会想起那个越南女人,想起她在贝鲁特废墟中教他拍照的样子。

    “卡里姆!”

    身后传来喊声。他回过头,看见一个阿富汗记者正朝他跑来。那人叫法里德,是他在喀布尔认识的朋友。

    “快走!塔利班的人来了!”

    五

    塔利班。

    那是一九九四年新出现的名字。他们在坎大哈起家,喊着“消灭军阀,恢复和平”的口号,一路打到喀布尔。很多人相信他们,以为他们能给这个被打烂的国家带来和平。

    卡里姆一开始也这么想。但很快,他就发现不对劲。

    那些人太极端了。他们不让女孩上学,不让女人工作,不看电视,不听音乐,甚至不能拍照。有一次,他在街上拍照,被几个塔利班的人抓住,差点被打死。

    “你是记者?”那个人问。

    卡里姆点点头。

    那个人从他手里夺过相机,摔在地上,用脚踩碎。

    “真主不允许拍照,”他说,“再让我看见你,就杀了你。”

    卡里姆趴在地上,看着那台被踩碎的相机。那是他自己的相机,不是梅给的那台莱卡。那台莱卡,他藏在旅馆的床底下,没带出来。

    那天晚上,他回到旅馆,从床底下拿出那台莱卡,紧紧地抱在怀里。

    “谢谢你,”他轻声说,“你又救了我一次。”

    六

    一九九五年,喀布尔落入塔利班手中。

    卡里姆在最后一刻逃出了城。他带着那台莱卡,还有一些胶卷,徒步走了三天,翻过几座山,到了巴基斯坦边境。

    边境线上挤满了难民,拖家带口,背着全部家当。他站在人群里,举起相机,按下快门。咔嚓,咔嚓,咔嚓。

    一个老人走过来,看着他。

    “你是记者?”

    卡里姆点点头。

    老人叹了口气:“拍吧。让外面的人看看,我们是怎么活的。”

    卡里姆继续拍。他拍那些疲惫的脸,拍那些抱着孩子的母亲,拍那些不知道明天在哪里的眼睛。他拍了一卷又一卷,直到太阳落山。

    晚上,他坐在边境的一个帐篷里,借着微弱的灯光,给梅写信:

    “梅姐:

    我又成了难民。从贝鲁特到喀布尔,从喀布尔到白沙瓦。我逃了一辈子,拍了一辈子。

    但我还在拍。那台莱卡还在。

    我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但我知道,只要还有战争,我就会一直拍下去。

    卡里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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