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章 宜秋小院：汪玉轸与宜秋诗钞 (第1/3页)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可它落在吴江的水面上，便成了一层薄薄的、怎么也揉不碎、吹不散、扯不断的纱。那纱笼住了河上的石桥，笼住了巷里的白墙，笼住了那间缩在墙角根儿里、比灶披间大不了多少的“宜秋小院”。院是小的，小到只够转身；院是破的，破到墙缝里爬出了青苔，连青苔都是蔫的，像是被这一场接一场的雨泡得失了魂。雨丝从屋檐上挂下来，滴滴答答地砸在檐下的石阶上，把那石阶砸出了一排深深浅浅的坑，像极了她的命。
她叫汪玉轸，字宜秋，号小院主人。
她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最苦命的女诗人，却也是乾嘉诗坛上最不容被忽视的一缕幽魂。她生于吴江的商贾之家，父亲早亡，家道中落，嫁给了一个嗜赌如命的浪荡子，生了五个孩子，穷到锅都揭不开。她的丈夫陈昌言把家里的房子、杂物、连最后一根能烧的木头都卖了，扔下她和五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躲债一去不返。她一个人，靠着刺绣、缝纫、卖文，像一头被拴在磨盘上的驴，转了又转，转了又转，从清晨转到深夜，从黑发转到白头。
可她偏偏活成了一首诗。
同治《苏州府志》说她“诗才迥异庸流，为时叹服”。同时代的才子郭麐在《樗园销夏录》里评价她：“宜秋夫人，才媛中第一可怜人也。”她的诗，不是用墨写的，是用针线缝的，是用灶膛里的柴灰画的，是用深夜哄完孩子入睡后的那一小截剩下来的残烛，一点一点地烤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带着烟火气，带着针脚的密，带着被子的寒，带着灶膛里那一点将灭未灭的光。
她写过一首《病中》：
“触目感愁多，遣愁强作歌。歌声和泪出，泪尽奈愁何。”
“触目感愁多”——她睁开眼睛，看见什么都是愁。米缸是空的，灶台是冷的，孩子的衣裳是破的，丈夫是不在的。“遣愁强作歌”——她不想哭，她强撑着唱歌，唱给自己听，唱给孩子听。“歌声和泪出”——那歌声，不是从嗓子里出来的，是从眼泪里出来的。“泪尽奈愁何”——她把眼泪都哭干了，可愁还在，愁比她的命长，愁比这场江南的雨，还长。
她不是不想快乐，是快乐不起来。她的快乐，早就在那些无人问津的诗句里，一点一点地耗尽了。可她还在写，写到指关节肿了，写到腰直不起来了，写到那盏灯再也点不亮了。
她的一生，是一部浓缩的乾嘉底层女性生存史。她不在随园十三女弟子的长卷里，没有人在画布上勾勒过她的眉目。她是袁枚的女弟子，可她不是那些锦衣玉食、在湖楼上赏花品茗的闺秀，她是一个在针线筐里翻出诗稿的穷女人。
可她偏偏是那个时代最不应该被遗忘的声音。
一、江左烟霞
她出生的时候，吴江下着雨。
那是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是乾嘉盛世最繁华的岁月，西湖的画舫来来往往，孤山的梅花开了又谢，姑苏的街巷脂粉流香。可在吴江那间小小的庭院里，没有人记得那一天下了多大的雨。她父亲汪蓉亭是个商人，不是什么大富商，只在镇上开了一间不大不小的铺子，卖些南北杂货，日子过得殷实却不奢华。
汪蓉亭这个人，有几分文人的酸气。他虽然是个商人，可他骨子里好文墨，尤其喜欢和读书人打交道。他的书房里藏着几箱子书，经史子集都有，没事的时候他就翻翻。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生出一个读书的儿子。他有五个儿子，个个资质平平，教了半天也记不住几句诗。眼看着汪家的书香，怕是要断在他这一代了。
汪蓉亭不甘心，他把希望寄托在小女儿身上。
玉轸五岁那年，父亲常让她坐在自己膝头，指着墙上的字帖教她识字。她学得极快，三遍就能记住，五遍就不会忘。汪蓉亭惊喜万分，逢人便说：“我家玉轸，将来是要做才女的。她才五岁，已经能背十几首唐诗了。”
可那安闲的日子，太短了。
她十岁那年，汪蓉亭一病不起，几天工夫就咽了气。他死得仓促，连句像样的遗言都没来得及留下。他死后，汪家顿时失了顶梁柱，家道中落，殷实变成了拮据，拮据变成了窘迫。汪玉轸被迫辍学，放下书本，拿起针线，帮人做刺绣缝纫赚钱贴补家用。
十岁的孩子，手还小，拿不稳针，可她硬是学着拿。她绣花，绣鸟，绣鱼，绣山水，把一幅幅绣品拿到集市上去卖。她卖的绣品比别家的便宜，比别家的精致，渐渐地有了几个老主顾。她靠着这几个主顾的照顾，勉强撑住了汪家的门面。
可她心里不甘。她不甘心放下书本，不甘心把那些刚刚学会的诗句忘掉。她白天做针线，晚上偷偷地读书。家里已经没有余钱买书了，汪蓉亭留下的藏书，除了“四书”之外，只有李渔的《笠翁十种曲》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她把这两本书翻来覆去地读，读到纸都皱了，读到书角都卷了，读到一个字都不会背错。
二、嫁衣如血
她十九岁那年，嫁了人。
嫁的是同乡的陈昌言。陈昌言家贫，可他生得白净，能说会道，在镇上有几分风流名声。媒人上门说亲时，把他说得天花乱坠，说他是个读书人，说他将来必中科举，说他不会让玉轸吃苦。
汪玉轸不愿意，可她母亲愿意。母亲说：“你不小了，再不嫁就嫁不出去了。陈家虽然穷，可陈昌言人聪明，说不定哪天就飞黄腾达了。”
她嫁了。嫁过去之后，才发现一切都不是媒人说的那样。陈昌言不但家贫，而且好吃懒做，有赌博的恶习。他白天睡到日上三竿才起，晚上就钻进镇上的赌场，把家里值钱的东西一件一件地输出去。
起初，玉轸带来的嫁妆还能供他挥霍一阵子。陪嫁的银器、首饰、绸缎，一样一样地被陈昌言拿去当了，换成了赌桌上的筹码。不久，嫁妆斥卖净尽，家中陷入赤贫。
两人生了五个孩子之后，日子更是苦得没法形容。每天萦绕在玉轸耳边的，除了孩子的哭闹，就是丈夫的斥责谩骂。陈昌言输了钱，回来就打人，打完了还骂她是“扫把星”，骂她“克夫”，骂她“嫁过来就没带来过好运气”。
她没有还嘴。她知道还嘴没有用，打不过，骂不赢。她只能低下头，继续做针线，用那微薄的收入为家里买薪买米。她绣一幅枕套，换几个铜板；绣一幅帐帘，换几升米。她的手在针线下磨得全是老茧，指关节肿得像核桃，可她不敢停。一停，孩子就要挨饿。
可她的丈夫陈昌言，还嫌弃她赚得少。
陈昌言动辄弃家远走，一走就是几个月，甚至一走就是五年。他最后一次出门，索性把家里的房子和杂物全部卖掉，携款逃到外地躲债，一去不复返。
汪玉轸母子六人，无家可归，只能暂住在表弟朱春生家。那一天，她站在陈家那间被搬空的屋子里，看着四壁空空，连灶台都被陈昌言撬走了。她抱着最小的孩子，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可她咬着牙，没有哭。她不敢哭。她怕一哭，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她写的诗里，没有骂过丈夫一句。不是不恨，是不值得写。
可她写过一首《扫墓》，写的是清明祭扫祖坟时的感触：
“略慰九原思子意，一盂麦饭一炉香。”
“略慰九原思子意”——她略略安慰九泉之下父亲思念孩子的心意。“一盂麦饭一炉香”——只有一碗粗麦饭，一炉香火。
这短短两句，写得何其酸楚。她父亲死的时候，她还是个孩子；如今她自己当了母亲，带着自己的孩子，跪在父亲的坟前。她能献上的，只有一碗粗麦饭，一炉香。可她连自己孩子都快要养不活了。
她在诗中，始终保持着一种惊人的克制。她不哭，不骂，不怨。她只是把那些苦，一点一点地磨碎，撒在字里行间，像盐溶进水里，看不见，可喝一口就知道——那是咸的，是苦的，是疼的。
三、针线筐里的诗稿
汪玉轸寄居在表弟朱春生家的日子里，是她一生中最黯淡的时光，却也是她生命中最后一点光的起点。
朱春生这个人，心地善良，也喜欢写诗作文。他在镇上和几个文友组了一个“竹溪诗社”，平日里互相唱和，日子过得清雅闲适。他常常记挂着表姐家的生计，时不时带些米面油盐去看望她。汪玉轸总是推辞，可朱春生坚持要帮。他说：“表姐，你一个女子，带着五个孩子，太难了。我不帮你，谁帮你？”
一天，朱春生在汪玉轸的针线筐里，无意中发现了几页诗稿。他好奇地拿起来，读了几行，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那几页诗稿，写在一张张废纸上，有的是旧账本的反面，有的是糊窗户的毛边纸裁剩的边角料，有的是不知从哪里捡来的半截纸。纸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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